習近平
一
要以科技創新引領產業全面振興。要立足現有產業基礎，扎實推進先進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加快推動傳統制造業升級，發揮科技創新的增量器作用，全面提升三次產業，不斷優化經濟結構、調整產業結構。整合科技創新資源，引領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
（2023年9月8日在黑龍江考察時的講話）
二
去年7月以來，我在四川、黑龍江、浙江、廣西等地考察調研時，提出要整合科技創新資源，引領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12月中旬，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我又提出要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創新，特別是以顛覆性技術和前沿技術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發展新質生產力。我提出新質生產力這個概念和發展新質生產力這個重大任務，主要考慮是：生產力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也是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高質量發展需要新的生產力理論來指導，而新質生產力已經在實踐中形成并展示出對高質量發展的強勁推動力、支撐力，需要我們從理論上進行總結、概括，用以指導新的發展實踐。
（2024年1月31日在二十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
三
什么是新質生產力、如何發展新質生產力？我一直在思考，也注意到學術界的一些研究成果。概括地說，新質生產力是創新起主導作用，擺脫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生產力發展路徑，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特征，符合新發展理念的先進生產力質態。它由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而催生，以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及其優化組合的躍升為基本內涵，以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為核心標志，特點是創新，關鍵在質優，本質是先進生產力。
新質生產力的顯著特點是創新，既包括技術和業態模式層面的創新，也包括管理和制度層面的創新。必須繼續做好創新這篇大文章，推動新質生產力加快發展。
（2024年1月31日在二十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
四
新質生產力主要由技術革命性突破催生而成。科技創新能夠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核心要素。這就要求我們加強科技創新特別是原創性、顛覆性科技創新，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要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堅持“四個面向”，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有組織推進戰略導向的原創性、基礎性研究。要聚焦國家戰略和經濟社會發展現實需要，以關鍵共性技術、前沿引領技術、現代工程技術、顛覆性技術創新為突破口，充分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使原創性、顛覆性科技創新成果競相涌現，培育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新動能。
（2024年1月31日在二十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
五
著力推進發展方式創新。綠色發展是高質量發展的底色，新質生產力本身就是綠色生產力。我們必須加快發展方式綠色轉型，助力碳達峰碳中和。要牢固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堅定不移走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之路。加快綠色科技創新和先進綠色技術推廣應用，做強綠色制造業，發展綠色服務業，壯大綠色能源產業，發展綠色低碳產業和供應鏈，構建綠色低碳循環經濟體系。持續優化支持綠色低碳發展的經濟政策工具箱，發揮綠色金融的牽引作用，打造高效生態綠色產業集群。同時，在全社會大力倡導綠色健康生活方式。
（2024年1月31日在二十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
六
牢牢把握高質量發展這個首要任務，因地制宜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我們必須搶抓機遇，加大創新力度，培育壯大新興產業，超前布局建設未來產業，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當然，發展新質生產力不是要忽視、放棄傳統產業，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種模式。各地要堅持從實際出發，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類指導。要根據本地的資源稟賦、產業基礎、科研條件等，有選擇地推動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發展，用新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積極促進產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
（2024年3月5日在參加十四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江蘇代表團審議時的講話）
七
要以科技創新引領產業創新，積極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立足實體經濟這個根基，做大做強先進制造業，積極推進新型工業化，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培育壯大新興產業，超前布局建設未來產業，加快構建以先進制造業為支撐的現代化產業體系。更加重視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的深度融合，加強重大科技攻關，增強產業創新發展的技術支撐能力。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構建上下游緊密合作的創新聯合體，促進產學研融通創新，加快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深入實施制造業重大技術改造升級和大規模設備更新工程，推動制造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發展，讓傳統產業煥發新的生機活力。
（2024年3月20日在新時代推動中部地區崛起座談會上的講話）
八
要堅持把發展特色優勢產業作為主攻方向，因地制宜發展新興產業，加快西部地區產業轉型升級。強化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積極培養引進用好高層次科技創新人才，努力攻克一批關鍵核心技術。深化東中西部科技創新合作，建好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示范區。加快傳統產業技術改造，推進重點行業設備更新改造，推動傳統優勢產業升級、提質、增效，提高資源綜合利用效率和產品精深加工度。促進中央企業與西部地區融合發展。把旅游等服務業打造成區域支柱產業。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探索發展現代制造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布局建設未來產業，形成地區發展新動能。
（2024年4月23日在新時代推動西部大開發座談會上的講話）
九
新質生產力的內涵，可以做更多深入探討。新質生產力，是否就等于新興產業？傳統產業改造升級，也能發展新質生產力。不能光盯著“新三樣”，不能大呼隆、一哄而起、一哄而散，一定要因地制宜，各有千秋。
（2024年5月23日在企業和專家座談會上的講話）
十
扎實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助力發展新質生產力。融合的基礎是增加高質量科技供給。要聚焦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針對集成電路、工業母機、基礎軟件、先進材料、科研儀器、核心種源等瓶頸制約，加大技術研發力度，為確保重要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撐。要瞄準未來科技和產業發展制高點，加快新一代信息技術、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科技、新能源、新材料等領域科技創新，培育發展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要積極運用新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推動產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
（2024年6月24日在全國科技大會、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兩院院士大會上的講話）
十一
決定稿對健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體制機制、促進新質生產力發展作出部署。圍繞發展以高技術、高效能、高質量為特征的生產力，提出加強新領域新賽道制度供給，建立未來產業投入增長機制，以國家標準提升引領傳統產業優化升級，促進各類先進生產要素向發展新質生產力集聚。
（2024年7月15日《關于〈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的說明》）
十二
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著眼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加快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加快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堅持和落實“兩個毫不動搖”，為各種所有制經濟發展提供公平公正的法治環境；堅決破除影響和制約高質量發展的體制機制弊端，完善與新質生產力更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堅決打通影響和制約全面創新的卡點堵點，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牢牢掌握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戰略主動。
（2024年10月29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
十三
必須統籌好培育新動能和更新舊動能的關系，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要以科技創新為引領，大力培育壯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占據國際競爭制高點，塑造經濟發展新動能、新優勢。同時，加快推動作為經濟增長和就業收入基本依托的傳統產業改造升級，使之煥發新的生機活力，推動新舊發展動能平穩接續轉換。
（2024年12月11日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十四
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基本路徑。抓科技創新，要著眼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堅持教育、科技、人才一起抓，既多出科技成果，又把科技成果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生產力。抓產業創新，要守牢實體經濟這個根基，堅持推動傳統產業改造升級和開辟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產業新賽道并重。抓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融合，要搭建平臺、健全體制機制，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讓創新鏈和產業鏈無縫對接。
（2025年3月5日在參加十四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江蘇代表團審議時的講話）
十五
“十五五”時期，必須把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擺在更加突出的戰略位置，以科技創新為引領、以實體經濟為根基，堅持全面推進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積極發展新興產業、超前布局未來產業并舉，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要完善國家創新體系，激發各類創新主體活力，瞄準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強基礎研究、提高原始創新能力上持續用力，在突破關鍵核心技術、前沿技術上抓緊攻關。要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筑牢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
（2025年4月30日在部分省區市“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
※這是習近平總書記2023年9月至2025年4月期間有關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重要論述的節錄。
（《求是》雜志2025年11月第22期）
當今世界，隨著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開放成為每個國家都需要面對的重大問題。實踐表明，開放既會給經濟發展創造巨大機遇，也會帶來各種風險挑戰。如何以正確的對外開放戰略促進國家發展，是經濟理論需要回答的課題。習近平經濟思想的經濟開放理論，堅持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方法論，系統總結我國開放發展的偉大成功實踐，揭示了通過對外開放促進經濟發展的內在規律及正確路徑，深刻回答了新時代我國以開放促發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也為全球南方國家實施正確的對外開放戰略和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提供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一
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導致落后。數百年國際格局演變的歷史充分說明，一國要發展壯大，必須主動順應經濟全球化潮流，實行對外開放，吸收借鑒世界文明有益成果，特別是充分運用人類社會創造的先進科學技術和有益管理經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們黨正確把握時代主題，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抉擇，把對外開放確立為基本國策，實行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推動形成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實現了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歷史性轉變。我國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通過發揮勞動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低廉優勢，抓住發達國家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外轉移機會，有效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增強自主創新和發展能力，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發展、經濟增長和綜合國力提升。
進入新時代，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局面發生深刻變化，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和規則面臨重大調整，我國開放發展面臨的外部環境更趨復雜多變，應對外部經濟風險、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壓力也前所未有。同時，我國對外開放水平總體上還不夠高，用好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能力還有待提高，應對國際經貿摩擦、爭取國際經濟話語權的能力還比較弱，運用國際經貿規則的本領還不夠強。面對深刻變化的國內外形勢，如何持續推進對外開放，提高對外開放的質量和發展的內外聯動性，是關系我國能否形成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贏得發展主動權的重大問題。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洞察世界大勢，總攬戰略全局，著眼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創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為新時代我國開放發展實踐提供了科學指引，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經濟開放理論。
一是深刻把握經濟全球化發展大勢，堅定不移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經濟全球化為世界經濟增長提供了強勁動力。但近年來一些國家把自身內部出現的問題歸咎于經濟全球化，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對此，應該怎么看？怎么辦？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地看，經濟全球化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和科技進步的必然結果；從長遠看，經濟全球化仍是歷史潮流，各國分工合作、互利共贏是長期趨勢；把困擾世界的問題簡單歸咎于經濟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實，也無助于問題解決；要正確引導經濟全球化方向，攜手推動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基于對歷史規律的深刻洞察，總書記闡明了中國立場，強調我們決不能被逆風和回頭浪所阻，要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堅定不移全面擴大開放；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這些重要論述，深刻揭示了經濟全球化的本質和歷史趨勢，廓清了對經濟全球化的錯誤認識，為我國把握發展大勢、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指明了方向。
二是深刻把握發展的階段性特征，推動形成與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發展格局。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面臨不同的國內外環境和條件，需要構建與之相適應的發展格局，以確保經濟循環暢通、持續發展。開放經濟體系中，國民經濟循環涵蓋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兩個部分。發展格局究竟是以國內循環為主還是以國際循環為主，這是對外開放中的一個重大問題。改革開放后，特別是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我國深度參與國際分工，融入國際大循環，形成市場和資源“兩頭在外”的發展格局。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世界經濟發展動能和國際大循環動能明顯減弱，而我國內需潛力不斷釋放，國內大循環活力日益強勁，國際大循環和國內大循環客觀上出現了此消彼長的態勢。同時，我國生產要素相對優勢發生變化，以往大進大出的開放發展條件日益弱化。基于這些新變化，習近平總書記創造性提出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強調“使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更多依托國內市場實現良性循環”。同時，總書記指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絕不是關起門來封閉運行，而是通過發揮內需潛力，使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更好聯通，以國內大循環吸引全球資源要素，更好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提高在全球配置資源能力，更好爭取開放發展中的戰略主動；要重視以國際循環提升國內大循環效率和水平，改善我國生產要素質量和配置水平。這些重要論述，厘清了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的關系，明確了我國經濟發展的路徑選擇，為我們以更積極主動的作為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塑造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提供了行動指南。
三是深刻把握深化改革和對外開放的關系，完善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體制機制。40多年改革開放實踐表明，改革與開放相輔相成、相互促進。改革到位了，開放的能力才更強、空間才更大；開放擴大了，改革的動力才更足、效果才更好。進入新時代，我國對外開放發生新變化、呈現新特征：過去是招商引資為主，現在是“引進來”和“走出去”并重；過去主要是擴大出口換取外匯，現在是市場、資源能源、投資都離不開國際市場；過去只是被動適應國際經貿規則，現在則要主動參與和影響全球經濟治理。與此同時，國際經貿規則加速調整，各國對市場、資源、人才、技術、標準等的競爭更加激烈。在新的條件下推動開放發展，亟須進一步破除體制機制障礙，加快制度建設、法規建設，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實現對內對外開放相互促進，“引進來”和“走出去”更好結合，為建設開放型經濟體系和貿易強國提供堅強保障。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完善高水平對外開放體制機制；完善對外開放區域布局、對外貿易布局、投資布局；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深化外貿、外商投資和對外投資管理體制改革，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加強改革開放頂層設計，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構建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加快推進自由貿易試驗區、海南自由貿易港等對外開放新高地建設，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高水平對外開放體制機制越來越完善，對外開放水平顯著提升。
四是深刻把握開放和安全的關系，強化對外開放的安全保障。對外開放在促進國內國際資源優化配置的同時，也會面臨國際競爭與外部風險沖擊，包括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傳導、關鍵產業甚至經濟命脈被國際壟斷資本控制、外部經濟波動導致國內經濟不穩定、博弈對手蓄意制造風險、海外資產缺乏安全保障等多重挑戰。歷史經驗表明，一國在推進開放發展的過程中，維護安全能力越強，對外開放就越有底氣；反之，安全體系和安全能力越弱，則受外部風險沖擊越大，發展進程就可能被迫中斷。進入新時代，我國經濟已經深度融入世界經濟，同全球很多國家的產業關聯和相互依賴程度都比較高，很容易受到外部沖擊和風險影響。習近平總書記始終高度重視對外開放中的安全問題，指出我們今天開放發展的大環境總體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有利，同時面臨的矛盾、風險、博弈也前所未有，稍不留神就可能掉入別人精心設置的陷阱，強調越是開放越要重視安全，統籌好發展和安全兩件大事，增強自身競爭能力、開放監管能力、風險防控能力。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波譎云詭的國際局勢，我國堅決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統籌發展和安全，著力提升開放監管能力和水平，織密織牢開放安全網，有效防范化解各種風險，實現了高水平開放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動。
五是深刻把握發展自身和造福世界的關系，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當前，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霸權主義、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逆流沖擊國際經貿規則，國際經濟秩序正在經歷全面調整和重塑。面對這些現象，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負責任的大國，中國的態度、中國的選擇備受世界關注。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人類命運休戚與共，霸權主義只會帶來戰亂和災難，公平正義才是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重要保障；對抗對立只會帶來隔閡和動蕩，合作共贏才是越走越寬的人間正道；單邊主義只會帶來割裂和倒退，多邊主義才是應對全球性挑戰的必然選擇。總書記指出，中國對外開放，不是要一家唱獨角戲，而是要歡迎各方共同參與；不是要謀求勢力范圍，而是要支持各國共同發展；不是要營造自己的后花園，而是要建設各國共享的百花園；中國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堅定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不斷以中國新發展為世界提供新機遇，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更好惠及各國人民。這些重要論述，洞察歷史規律，把握時代潮流，著眼全球未來，深刻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我們怎么辦”的世界之問、時代之問，為處在十字路口的世界經濟指明了正確方向，也彰顯了中國在發展自身的同時愿為人類社會發展作出更大貢獻的大國責任擔當。
二
開放是國家繁榮發展的必由之路。植根于中國改革開放偉大實踐經驗的習近平經濟思想特別是其中的經濟開放理論，深刻回答了如何實行對外開放、走什么樣的開放道路才是真正的繁榮發展之路這一根本問題，不僅在中國大地彰顯了強大的真理力量和實踐偉力，也為全球破解發展困境提供了有效辦法，指明了人類社會走向繁榮發展的必由之路。
這一科學理論，有力指引中國在開放中不斷發展壯大，在發展自身中不斷造福世界。新時代以來，我國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有序擴大自主開放和單邊開放，開放水平進一步提高，國際影響力大幅提升。我國已成為1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主要貿易伙伴，貨物貿易總額連續多年穩居世界第一，服務貿易總額位居世界第二，吸引外資和對外投資居世界前列；截至2024年底，外商累計在華投資設立企業超過123.9萬家，實際使用外資規模達20.6萬億元人民幣；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的比重從2012年的11.3%提升至2024年的17.1%；我國已給予所有同中國建交的最不發達國家100%稅目產品零關稅待遇；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成功建設運營中歐班列、中老鐵路、雅萬高鐵、匈塞鐵路、比雷埃夫斯港等一批標志性項目，農業、教育、醫療、減貧、水利、防災減災等領域一大批“小而美”民生項目落地生根，有效增進了共建國家人民福祉。面對近年來關稅戰、貿易戰等外部挑戰，我國外貿發展勢頭始終保持良好，關鍵就在于我國持續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使我國國際市場的“朋友圈”越來越大，國際市場越來越多元化，為抵御外部沖擊提供了可靠保障。
這一科學理論，解開了“依附論”的困惑，為那些希望在對外開放中實現獨立繁榮發展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回顧世界歷史，地理大發現以來，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經濟全球化不斷深化，促進了商品和資本流動、科技和文明進步、各國人民交往，為世界經濟增長提供了強勁動力。經濟全球化是機遇，也是挑戰。在經濟全球化由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主導、少數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和國際壟斷資本占據世界體系統治地位的條件下，要不要對外開放、對外開放能不能成功，始終是困擾后發國家發展的重大問題。開放，可能陷入經濟依附，喪失發展自主權；不開放，必然走向封閉落后。如何才能有效應對挑戰，掌握對外開放的主動權？習近平經濟思想的經濟開放理論啟示我們，關鍵在于處理好自立自強和對外開放的關系。一方面，要堅持獨立自主、自立自強，堅持把發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維護好經濟安全，防范化解各種重大風險挑戰。另一方面，要順應經濟全球化潮流，根據自身發展階段、條件和實際，穩步提升開放的范圍、領域、層次，不斷拓展發展空間。
這一科學理論，摒棄了“國強必霸”的霸權主義邏輯，為完善全球經濟治理、共促全球發展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長期以來，基于西方發展實踐形成的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認為，全球經濟治理的基本模式就是所謂的“霸權穩定論”，即世界的公共產品是由一兩個霸權國家提供的，別的國家沒有能力提供，也不需要其他國家提供。在這種理論支配下，霸權主義此起彼伏，國際經濟秩序難言公平。特別是近年來，隨著國際力量對比發生變化，加上內部問題叢生，有的國家為了維護霸權，大肆推行霸權主義、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政策，嚴重破壞多邊貿易體制和世界經濟發展。是團結合作、互利共贏，還是重回霸權主義、叢林法則？是堅持多邊主義、開放包容，還是走向單邊主義、保護主義？何去何從將深刻影響世界的未來。在這關鍵的十字路口，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四大全球倡議、共商共建共享原則、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等理念和方案，摒棄霸權主義邏輯，契合世界各國人民要發展、要合作、要和平生活的時代潮流，彰顯大國責任和道義，得到越來越多國家的認可和支持，使世界在迷茫中看到希望。歷史昭示我們，只有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推動構建和維護公平公正、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的國際經濟秩序，才能共創人類社會的美好未來。
三
開放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標識。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對未來五年發展作出了頂層設計和戰略擘畫，對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作出了系統部署。過去40多年中國經濟發展是在開放條件下取得的，未來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也必須在更加開放的條件下進行。我們要以更堅定的信心、更有力的措施，把高水平對外開放不斷推向深入，為中國式現代化事業注入強勁動力，不斷以中國式現代化新成就為世界發展提供新機遇。
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主動塑造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制度型開放是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要標志，是更高層次、更高水平的開放。與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相比，我國在部分領域仍存在一定差距，制約了對外開放的能級，亟須加以破解。要積極擴大自主開放，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實施自由貿易試驗區提升戰略，高標準建設海南自由貿易港。完善外商投資和對外投資管理體制，持續放寬市場準入限制，進一步縮減外資準入負面清單，持續建設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一流營商環境。
加快建設貿易強國，促進外貿發展提質增效。我國經濟騰飛離不開外貿帶動作用，未來外貿仍將是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動力。當前，我國正由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邁進，進一步提升貿易發展的質量和效益是必然要求。要更加注重自主創新，更加注重高質量發展，推動內需和外需、進口和出口、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貿易和雙向投資、貿易和產業協調發展。推動市場多元化和內外貿一體化，優化升級貨物貿易，拓展中間品貿易、綠色貿易，推動進出口平衡發展。大力發展服務貿易，創新發展數字貿易，提升貿易促進平臺功能，支持跨境電商等新業態新模式發展。
推動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開創合作共贏新局面。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發展也需要中國。當前，我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國際社會對我國期待普遍提升。面對各種逆經濟規律和經濟全球化大勢而動的行徑，要始終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致力于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推動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堅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讓中國市場成為世界的市場、共享的市場、大家的市場，致力于同各國共同發展、共享繁榮。維護多邊貿易體制，進一步深化多雙邊和區域合作，推進全球經濟金融治理改革，推動構建和維護公平公正、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的國際經濟秩序。
統籌發展和安全，織密織牢開放安全網。當前，世界經濟風險和不確定性加劇，各類風險交織疊加，對外開放面臨諸多風險挑戰。打鐵必須自身硬，只有做好自己的事情，才能確保安全發展。要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競爭力強的現代化產業體系。推動糧食、能源資源、關鍵技術和零部件進口來源更加多元，著力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守住開放條件下的金融安全底線。完善涉外國家安全機制，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長臂管轄”機制，完善出口管制和安全審查機制，構建海外安全保障體系，健全海外綜合服務體系，進一步筑牢安全屏障。
(《求是》雜志2025年11月第22期：作者：喬曉楠，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將“堅持人民至上”作為“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必須遵循的六項重要原則之一，明確提出“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為“十五五”時期推進民生發展、社會建設舉旗定向、擘畫藍圖。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人民至上，始終把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黨的奮斗目標，著力維護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著力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為實現2035年“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這一目標構筑堅實基礎。“十五五”時期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夯實基礎、全面發力的關鍵時期，必須著力健全完善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支撐體系，確保“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發展目標如期實現。
一、堅持黨的全面領導
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中心任務的重要內容。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實踐證明，堅持黨的全面領導是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證，這是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寶貴經驗。在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持續邁進過程中，扎實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就必須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將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作為出發點和著力點。
共同富裕具有總體性特征，需要充分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在統籌謀劃、總體布局中協調推進。在扎實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進程中，要充分激發全體人民的主體性、積極性、創造性，從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公共政策體系、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等方面著手，做到循序漸進、協調平衡、穩步推進。這一系列政策措施的貫徹落實，必須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從而實現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人的全面發展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機統一。共同富裕是一個系統工程，也是一個科學發展的過程。在扎實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進程中，我們要從宏觀上科學布局、具體戰略步驟上科學規劃，把黨的全面領導貫穿到推進共同富裕的各個領域與環節中，特別是要發揮好各級黨組織的模范帶頭作用。扎實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著力點，集中體現了黨中央堅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場，更凸顯了讓現代化建設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的普惠性、基礎性、兜底性，是夯實黨長期執政的基礎所在。
二、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謀劃‘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要不忘初心，把造福人民作為根本價值取向，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穩步推動共同富裕”。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注重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滿足民生需求中拓展發展空間”，深化了我們黨對于高質量發展與民生改善之間關系的認識，勢必進一步推動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得益彰，讓現代化建設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以創新為核心驅動力，提升發展的質量和水平，為促進共同富裕夯實物質基礎。做大做好“蛋糕”是促進共同富裕的首要條件。高質量發展要求推動要素迭代升級，提升全要素生產率；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創新，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顯著提高國民經濟的總體效益；通過推動產業鏈與人才鏈的深度耦合，創造大量具有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的就業崗位，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拓寬居民收入增長渠道。
注重發展的協調性、可持續性。高質量發展為人民群眾積累了充足的物質財富，推動實現從“有沒有”向“好不好”的轉變。要優化區域經濟布局、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城鄉融合發展，逐步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激活經濟發展的人文要素，激發文化創新創造活力，以文化賦能經濟社會發展，推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實現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加快發展方式的綠色轉型，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發展理念，推動形成綠色低碳的生產生活方式，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讓良好生態環境成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共建是共享的前提，高質量發展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和首創精神，要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加快建設高素質勞動者隊伍，充分調動人民在發展中的主體性，形成人人參與、人人享有的發展氛圍。共享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要推動發展的公平性，保障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的權利，讓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實現全民共享、全面共享。要推動共建共享的有機統一，解決好人民群眾的急難愁盼問題，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三、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分配制度是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基礎性制度，必須在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不斷予以完善。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就“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作出針對性部署，為進一步優化分配結構提出了全面系統的政策舉措。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要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制度體系，為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奠定制度根基。
首先，要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著重保護勞動所得，增加勞動者特別是一線勞動者勞動報酬，使勞動報酬提高與勞動生產率提高基本同步。健全各類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初次分配機制，促進多勞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創新者多得。多渠道增加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有效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使居民收入與經濟增長基本同步。
其次，加強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再分配調節。應以不影響人們創造財富的積極性為約束條件，強化稅收調節，建立與發展新質生產力相適應的稅收體系，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度，合理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推動形成橄欖型分配格局。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通過財政轉移支付，縮小區域人均財政支出差距，加大對欠發達地區的支持力度。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推進數智化轉型，持續提升我國社會保障的服務能力和保障水平。
最后，基于自愿原則和道德準則，通過慈善捐贈、志愿服務等方式對社會資源進行再分配，能夠有效彌補初次分配、再分配在促進共同富裕方面的不足。第三次分配契合中華民族向上向善的文化，能夠助力社會文明程度的提升，促進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發展公益慈善事業，要弘揚中華傳統慈善文化，營造促進公益慈善事業發展的有利環境；健全慈善事業發展體系，推動慈善組織建設，促進和規范公益慈善事業發展。
四、健全公共服務體系
健全公共服務體系是促進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著力補齊民生短板，破解民生難題，兜牢民生底線，辦好就業、教育、社保、醫療、養老、托幼、住房等民生實事，提高公共服務可及性和均等化水平。”“十五五”時期要健全公共服務體系，系統謀劃、精準施策，有力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穩步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緊緊圍繞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總體目標，持續加大財政投入力度，優化資源配置格局。強化城鄉區域統籌，推動更多公共服務向基層下沉、向農村覆蓋、向邊遠地區和生活困難群眾傾斜，著力破解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推動優質教育資源均衡布局，特別要向薄弱地區和困難群體傾斜。加快職業教育改革，構建與產業鏈相匹配的技能人才培養體系，培養更多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深化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加強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和全科醫生隊伍建設，促進優質醫療資源擴容下沉。完善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穩步提高城鄉居民基本養老金水平和醫保報銷比例。完善分層分類的社會救助體系，推動普惠性、基礎性、兜底性民生建設，切實兜牢民生底線。
逐步擴大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務供給。非基本公共服務普惠化發展是提升人民生活品質、促進共同富裕的重要內容。充分發揮政府引導作用，鼓勵和支持更多社會力量參與養老托育、文體旅游、社區服務等領域的公共服務供給，形成多元化的供給格局。大力發展文化事業，健全覆蓋城鄉、便捷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增加高質量文化產品和服務供給。推動體育設施開放共享，促進全民健身活動廣泛開展。改善城鄉社區服務設施，發展社區便民服務網絡，提升居民生活便利度和幸福感。精準聚焦“一老一小”，大力發展普惠性養老托育服務。
著力推動公共服務數智化發展。數字技術的發展應用成為優化社會公共服務體系、助力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關鍵抓手。要運用數字技術賦能公共服務，深入推進“互聯網+公共服務”，打造智慧便捷、公平普惠的數字化服務體系，創新服務模式，提高服務效率，促進資源共享，提升公共服務的可及性和便利性。加快構建全國一體化的公共服務平臺，推動各類公共服務事項“一網通辦”“跨省通辦”，讓數據多跑路、群眾少跑腿。聚焦特殊群體需求，破解“數字鴻溝”引發的各種公共服務難題，推進特殊人群服務的智能化普及和創新性發展。
（《光明日報》2025年11月18日第6版；作者：顏景高，山東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全面總結“十四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入分析“十五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復雜環境，科學謀劃“十五五”發展的指導思想、遵循原則、目標任務和戰略舉措，錨定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既定目標而接續奮斗，充分體現了發揮歷史主動與保持歷史耐心的高度統一。
一、發揮歷史主動與保持歷史耐心的辯證統一
改革開放尤其是新時代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在不斷總結歷史經驗、汲取歷史智慧中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形成了既充分發揮歷史主動又堅定保持歷史耐心的創新理論和科學思維。
發揮歷史主動才能開拓創新。物質決定意識、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但同時，辯證唯物主義認為意識對物質、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具有能動的反作用，人可以通過發揮主觀能動性，認識并改造世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發展有其規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極被動的。只要把握住歷史發展大勢，抓住歷史變革時機，奮發有為，銳意進取，人類社會就能更好前進。”這要求廣大黨員干部深入研究歷史發展規律和大勢，始終掌握新時代新征程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歷史主動，增強錨定既定奮斗目標、意氣風發走向未來的勇氣和力量。只有從歷史經驗、歷史發展大勢把握事物發展規律并用以指導實踐，才能尊重規律并推動事業創新發展。
保持歷史耐心才能行穩致遠。事物運動、變化和發展有其特定的規律，受到內外部環境、主客觀條件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和制約。中國式現代化是一項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艱巨性、長期性前所未有，需要接續奮斗和久久為功，既不能等待觀望、錯失發展機遇，也不能盲目冒進、打亂發展進程。習近平總書記要求我們想問題、作決策、辦事情，“既不能好高騖遠，也不能因循守舊，保持歷史耐心，堅持穩中求進、循序漸進、持續推進”。保持歷史耐心，堅持穩中求進，就是從客觀實際出發，尊重事物發展規律，積極穩妥推進事業發展。
堅持發揮歷史主動與保持歷史耐心的辯證統一。發揮歷史主動和保持歷史耐心都強調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都要求從歷史經驗、歷史規律研判事物發展的大勢，都旨在推進事業健康發展。但二者也有較為明顯的區別，發揮歷史主動側重強調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保持歷史耐心則側重強調不驕不躁、冷靜持久、穩妥穩步。因此，二者是既對立又統一、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關系。全面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既要發揮歷史主動，敢為人先、開拓創新，又要保持歷史耐心，蹄疾步穩，“一茬接著一茬干”“一張藍圖繪到底”。
二、謀劃“十五五”發展彰顯的歷史主動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強調，要“以歷史主動精神克難關、戰風險、迎挑戰”，“奮力開創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新局面”。其彰顯的歷史主動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準確判斷歷史方位。主動、準確判斷我國未來五年所處的歷史方位是科學擘畫“十五五”發展藍圖的前提條件。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指出，“十五五”時期是我國“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夯實基礎、全面發力的關鍵時期，在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具有承前啟后的重要地位”。也就是說，“十五五”時期是為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夯基發力、取得決定性進展的關鍵時期，是介于“十四五”時期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新征程實現良好開局和“十六五”決勝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之間的承前啟后的重要階段。《建議》準確把握“十五五”時期在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所處歷史方位，并從這個基本定位出發，對未來五年發展作出正確的頂層設計和戰略擘畫。
深刻總結歷史經驗。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總結歷史經驗，旨在開創未來。《建議》在總結中國式現代化尤其是“十四五”發展成就的基礎上，提出了“六個堅持”的遵循原則，即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堅持人民至上，堅持高質量發展，堅持全面深化改革，堅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這“六個堅持”，是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新時代經濟社會發展經驗的科學總結，是我們黨不斷深化對經濟社會發展規律性認識的重大成果，彰顯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為“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基本遵循。這些遵循原則是深刻總結歷史經驗而得出的基本結論，既同“十四五”規劃提出的理念和思路保持連續性，又準確把握未來五年我國發展大勢，體現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和歷史邏輯。
科學設定目標任務。編制發展規劃的一項核心任務是設定目標任務，其科學設定需要對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內外形勢、基礎條件、動力機制、戰略步驟等進行綜合分析。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科學設定發展目標，對制定和實施好五年規劃至關重要。《建議》稿把握‘十五五’時期基本定位和階段性要求，明確了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建議》科學設定了“高質量發展取得顯著成效”“科技自立自強水平大幅提高”等“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七大主要目標。這些主要目標建立在長期以來尤其是“十四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堅實基礎之上，綜合考量了“十五五”時期的發展環境、制度優勢和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戰略安排等關鍵要素，既宏偉艱巨，突出了奮發有為、積極進取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又務實可行，體現了實現中國式現代化需要接續奮斗的歷史階段性和連續性。
戰略舉措體現主動。《建議》強調，“積極識變應變求變，敢于斗爭、善于斗爭”，“充分調動全社會投身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等。其擘畫的戰略舉措體現了主動作為。例如，強調要“在激烈國際競爭中贏得戰略主動”；“增強維護和塑造國家安全戰略主動”；堅決打擊“臺獨”分裂勢力，“牢牢把握兩岸關系主導權主動權”，等等。這些戰略舉措既是面向未來的主動謀劃和部署，也同新時代以來黨領導人民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的基本方略、政策主張一以貫之，蘊含著深厚的歷史底蘊和歷史智慧，充分彰顯著歷史主動精神。
《建議》對我國未來五年發展作出頂層設計和戰略擘畫，是乘勢而上、接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又一次總動員、總部署，“體現了續寫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新篇章、奮力開創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新局面的歷史主動”。
三、謀劃“十五五”發展體現的歷史耐心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及其通過的《建議》既強調以歷史主動精神攻堅克難、奮力開創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新局面，又強調保持戰略定力和歷史耐心、錨定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而接續奮斗。其體現的歷史耐心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冷靜研判發展環境。《建議》一方面強調，“我國經濟基礎穩、優勢多、韌性強、潛能大，長期向好的支撐條件和基本趨勢沒有變”，必須增強必勝信心，奮力開創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新局面；另一方面指出，“十五五”時期“大國關系牽動國際形勢，國際形勢演變深刻影響國內發展，我國發展處于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建議》詳細分析了世界變亂交織動蕩加劇、地緣沖突易發多發、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抬頭、大國博弈更加復雜激烈等國際環境的變數和不確定性，以及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國內大循環存在卡點堵點、新舊動能轉換任務艱巨、人口結構變化給經濟發展和社會治理提出新課題、重點領域還有風險隱患等國內環境的風險和挑戰。這些從歷史比較、全球視野、發展大勢對“十五五”時期內外發展環境進行的分析，既全面深刻、理性樂觀、充滿自信，又謹慎客觀、保持清醒、沉著淡定，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冷靜研判“十五五”發展環境的自信和堅韌。
堅持穩中求進方針。《建議》強調“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并將其貫徹落實于各項重大戰略部署，如要求“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積極穩妥推進和實現碳達峰”，“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穩步擴大免費教育范圍”，等等。這些“穩”字當頭的方針和戰略部署表明，面對異常復雜的國際環境和艱巨繁重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越是任務艱巨、挑戰嚴峻，越要洞察時與勢、把握穩和進、悟透立與破，保持歷史耐心、積極擔當作為，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在高質量發展之路上行穩致遠。
尊重歷史發展規律。《建議》不僅總結歷史經驗，提出了“六個堅持”的遵循原則，而且要求堅持按步驟、實事求是地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強調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是“一個階梯式遞進、不斷發展進步的歷史過程，需要不懈努力、接續奮斗”，“‘十五五’時期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夯實基礎、全面發力的關鍵時期”，等等。這些重大論斷是中國式現代化理論的最新發展，進一步深化了關于中國式現代化本質要求、中國特色、發展進程、戰略安排、基本規律等認識，體現了客觀認識歷史發展進程、尊重歷史發展規律的基本遵循。
持之以恒抓黨建。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建議》強調必須“堅持以黨的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持之以恒推進全面從嚴治黨”，“保持反腐敗永遠在路上的清醒堅定，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堅決打好反腐敗斗爭攻堅戰、持久戰、總體戰”，“鍥而不舍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狠剎各種不正之風，推進作風建設常態化長效化”等，既凸顯了全面從嚴治黨對實現“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目標的極端重要性，也體現了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反腐敗斗爭必須久久為功、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堅強保證需要持之以恒抓黨建的信心和耐心。
總之，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和《建議》總結過去，謀劃未來，既強調善抓機遇乘勢而上、奮力開創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新局面，又要求冷靜分析發展環境、穩步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錨定目標而接續奮斗，體現了發揮歷史主動與保持歷史耐心的辯證統一。
（《光明日報》2025年11月21日第6版；作者：高正禮，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全面依法治國是國家治理的一場深刻革命，關系黨執政興國，關系人民幸福安康，關系黨和國家長治久安。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強調，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各級領導干部在推進依法治國方面肩負著重要責任，全面依法治國必須抓住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這一重要論斷，科學闡明了領導干部在全面依法治國中的重要作用，具有很強的思想性、戰略性、指導性。全面依法治國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要求和重要保障，對領導干部增強法治意識、法治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全面依法治國必須抓住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的內在邏輯
“全面依法治國必須抓住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這一重要論斷，作為習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植于中華法治文明深厚土壤，來源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偉大實踐，是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認識的升華，具有堅實深刻的內在邏輯。
馬克思主義政黨學說的豐富發展。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強調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同時也承認杰出人物對歷史發展的推動作用。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產黨人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的、始終起推動作用的部分”。毛澤東指出，“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全面依法治國必須抓住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的重要論斷，深刻把握并創造性發展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強調領導干部這一群體在全面依法治國中的關鍵作用和示范效應，是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豐富和發展。首先，這一重要論斷進一步標注了黨的初心使命。無產階級政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肩負著領導無產階級革命和實現共產主義的歷史使命。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就是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是黨的初心使命的承載者、實踐者、引領者，也是全面依法治國的忠實崇尚者、自覺遵守者、堅定捍衛者，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只有“關鍵少數”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才能引領全體人民共同信仰法治、踐行法治，最終實現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宏偉目標。其次，這一重要論斷揭示了黨的組織體系的鮮明特征。馬克思主義政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一個鮮明特征，就在于其具有堅強的組織體系。這是黨的力量所在，是實現黨的政治目標和執政方略的根本保證。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中央怎么做，上層怎么做，領導干部怎么做，全黨都在看”的清醒和自覺，抓住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引領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全面依法治國作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鍛造黨的堅強組織體系的應時之舉、必然之措。領導干部處于黨的組織體系中的關鍵位置，抓住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就能驅動黨的組織體系在法治軌道上協同高效運轉，不斷增強黨的政治領導力、思想引領力、群眾組織力、社會號召力。最后，這一重要論斷揭示了黨百余年奮斗的歷史經驗。中國共產黨百余年的奮斗歷程充分證明，黨之所以能夠闖過浴血奮戰的槍林彈雨、走過艱苦創業的篳路藍縷、跨過改革開放的千難萬險，創造出引領民族實現自立自強、國家實現發展進步、黨自身永葆青春活力的歷史偉業，靠的正是無數黨員領導干部身先士卒、率先垂范、埋頭苦干。在全面依法治國過程中抓住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是黨百余年奮斗歷程得出的歷史結論，科學回答了“關鍵少數”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重要意義和作用這一時代之問，彰顯了鮮明時代價值。
傳承弘揚中華法治文明的光輝典范。抓住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深刻體現了我們黨立足中國現實、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推進法治創新的高度政治智慧。首先，這是文化自信、法治自信的鮮明彰顯。中華法系所承載的中華法治文明源遠流長、輝煌燦爛，其中蘊含的“以上率下”“治國先治吏”等治理智慧，為人類法治文明發展作出獨特貢獻。全面依法治國在賡續中華法治文明的基礎上賦予中華法治文明新的時代內涵。領導干部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中承擔著關鍵示范作用，這個“關鍵少數”堅定文化自信、法治自信，能夠更好推進、影響和帶動全社會堅定文化自信、增強法治自信。其次，這是植根本土、成風化俗的鮮明表征。中華法治文明歷來有日新又新、變法圖強的傳統。全面依法治國不僅是一場制度變革，更是國家治理的一場深刻革命。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是否帶頭尊法學法守法用法，直接影響全社會能否形成崇尚法治、敬畏法治、踐行法治的良好風尚。最后，這是古為今用、推陳出新的鮮明體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歷來重視“知行合一”，強調為官者要關心“民間疾苦聲”。領導干部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者和弘揚者。只有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著力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歷史內涵與時代需求相融通、傳統基因與現實國情相契合，才能在落實黨領導立法、保證執法、支持司法、帶頭守法的生動實踐中，更好體現社會主義法治的中國特色、時代特征和實踐要求。
對法治現代化內在規律的深刻把握。“全面依法治國必須抓住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的重要論斷的提出，標志著我們黨對領導干部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認識達到了新高度，充分體現了對中國共產黨依法執政規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規律、人類社會法治文明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首先，這是維護法治權威的必然要求。法治文明的進步本質，就在于“法”相對于“權”的地位提升并在此過程中確立了權威地位。抓住領導干部這個掌握公共權力的“關鍵少數”，教育引導他們在法律范圍內正確運用權力，是樹立和維護法治權威的重要與有效方式。因此，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要求“關鍵少數”發揮關鍵作用，成為守法模范、護法先鋒。其次，這是保障法治實施的必然要求。法治是現代化的基本特征。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核心和實質，就是依照憲法和法律管理國家、治理社會、配置資源、保障人權、管住權力。“關鍵少數”肩負著推進法治建設的重大政治責任，理應恪守法治精神、帶頭厲行法治，更好發揮對建設法治社會的表率和引導作用。最后，這是培育法治文化的必然要求。現代法治生態不只是法律條文體系，更是社會生活狀態和文化形態。只有銘刻在人們心中的法治，才是真正牢不可破的法治。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上，領導干部是法治風尚的引領者，應當在加強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建設的進程中發揮對全黨全社會的風向標作用，為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培育法治信仰、推動法治成為社會共識和基本準則作出突出貢獻，推動全社會形成崇尚法律的文化氛圍，帶動尊法、信法、守法、用法、護法成為全體人民的共同追求和自覺行動。
領導干部對法治建設具有關鍵推動作用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領導干部對法治建設既可以起到關鍵推動作用，也可能起到致命破壞作用”，“領導干部尊不尊法、學不學法、守不守法、用不用法，人民群眾看在眼里、記在心上，并且會在自己的行動中效法”。作為全面依法治國的重要組織者、推動者、實踐者，領導干部發揮“關鍵少數”作用，帶頭尊法學法守法用法，既是實現全面依法治國目標和任務的關鍵所在，也是著力破解法治建設難題的現實需要。
領導干部帶頭尊法是引領推動全社會尊崇法治的“定星盤”。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應該把尊法放在第一位，因為領導干部增強法治意識、提高法治素養，首先要解決好尊法問題。只有內心尊崇法治，才能行為遵守法律”。尊崇法治是領導干部的基本素質，也意味著尊重人民意志、維護法治權威。這是實現“法之普遍服從”的首要條件，也是促進良法善治的必然要求。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國納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作出一系列重大決策、提出一系列重要舉措，推進法治中國建設不斷開辟新局面、邁向新境界，極大推動各級領導干部自覺把黨規國法內化于心、外化于行，尊崇法治、厲行法治。尤其是憲法宣誓制度的實施，進一步強化了領導干部對憲法和法律的敬畏之心，增強了領導干部忠于憲法、遵守憲法、維護憲法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同時應看到，以言代法、以權壓法的現象仍個別存在，也有個別領導干部目無法紀、知法犯法。這些行為影響黨和國家的形象和威信，會對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領域的正常秩序造成損害。領導干部一舉一動皆是導向，在人民群眾心中的分量很重、影響很大。只有這個“關鍵少數”把尊法作為履職的先決條件，時刻對照高懸的法律明鏡，才能以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的模范行動引領帶動全社會敬法之權威、明法之作用、強法之素養。
領導干部帶頭學法是引領推動全社會了解法律、掌握法律的“導航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的黨政領導干部都應該成為復合型干部，不管在什么崗位工作都要具備基本的知識體系，法律就是其中基本組成部分”。學法懂法是守法用法的前提。上有所率、下有所進；上有所行、下有所仿。領導干部只有學習法律、掌握法律，才能知曉為官做事的尺度、把握履行職責的分寸，才能引領推動全社會在憲法法律范圍內活動。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諄諄告誡領導干部“做學法的模范，帶頭了解法律、掌握法律”，強調“各級領導干部尤其要弄明白法律規定我們怎么用權，什么事能干、什么事不能干”。各地各部門普遍把學習黨規國法作為必修課，不斷健全完善常態化、長效化學習制度機制，有力促進各級領導干部了解法律、掌握法律，打牢依法用權、依法辦事的理論根基和知識基礎。與此同時，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全面依法治國的深入推進對領導干部學習掌握法律的全面性、系統性提出了更高要求。領導干部唯有把學法作為履職的必修課，自覺增強法治意識、培育法治思維、養成法治習慣，根據工作需要及時跟進學習與履職密切相關的法律知識，才能更好地履職盡責，以“關鍵少數”的“頭雁效應”帶動全社會形成學法的濃厚氛圍。
領導干部帶頭守法是引領推動全社會遵紀守法、捍衛法治的“風向標”。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領導干部要牢記法律紅線不可逾越、法律底線不可觸碰，帶頭遵守法律、執行法律，帶頭營造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環境”。遵守法律是領導干部的基本行為準則。領導干部帶頭守法是全面依法治國的內在要求，是落實權由法定、權依法使的必然要求，是維護紀法權威、推動形成良好社會風氣的必然要求。黨的十八大以來，各級領導干部堅持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指導，始終牢記“奉法者強則國強”的道理，不斷強化法定職責必須為、法無授權不可為的觀念，知敬畏、遵法紀、重程序、守底線，運用法治思維謀劃工作、運用法治方式處理問題逐漸成為行為習慣。但也存在個別基層領導干部不依法辦事、不依法行政的現象。領導干部既是權力正確行使的關鍵主體，也是權力監督的重點對象。只有“關鍵少數”把守法作為履職的底線要求，始終保持對憲法和法律的敬畏之心，帶頭遵守法律、執行法律，時刻做到行使權力必須為人民服務、對人民負責并自覺接受人民監督，才能引領全體人民尊重法治、信仰法治、堅守法治。
領導干部帶頭用法是引領推動全社會厲行法治、依法辦事的“推進器”。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各級黨組織和黨員、干部要強化依法治國、依法執政觀念，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應對風險的能力”。法治是人類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現代社會治理的基本手段。領導干部帶頭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實際問題，是實現良法善治的必然要求。黨的十八大以來，各級領導干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能力不斷增強，“凡屬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據”“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等觀念深入人心、付諸實踐。同時也要看到，不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開展工作，習慣于單純靠行政命令等方式進行管理、采取陳舊方式完成任務等現象在一些領導干部身上依然存在。當前，群眾的民主意識、法治意識、權利意識普遍增強，全社會對公平正義的渴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強烈，這對領導干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領導干部要樹立用法的履職自覺，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開展工作，真正把法治作為最優方式、把依法治理作為最穩定最可靠的治理，引領推動國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讓尊法懂法守法用法護法的法治精神在全社會蔚然成風。
在全面依法治國實踐中彰顯“關鍵少數”作用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各級領導干部的信念、決心、行動，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站在決勝“十四五”、謀劃“十五五”的歷史關口，我們更能深刻感受到習近平法治思想所蘊含的真理力量和實踐偉力。“十五五”時期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夯實基礎、全面發力的關鍵時期，我們要深學篤行習近平法治思想，切實將其作為法治中國建設的靈魂和旗幟、作為全面依法治國的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時時處處用“十一個堅持”對照、審視工作，真正把法治理念、法治精神、法治思維、法治方式貫穿工作全過程各方面，在全面依法治國實踐中彰顯“關鍵少數”作用。
增強法治自信，推動“關鍵少數”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深信篤行者。增強法治自信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要前提。要堅持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領導，深入學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為著力建設扎根中國文化、立足中國國情、解決中國問題的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出應有貢獻。增強理論自覺，從歷史脈絡、思想根源、理論基礎等維度深刻理解把握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義、精神實質等，牢牢把握全面依法治國的政治方向、重要地位、工作布局、重點任務、重大關系、重要保障，推動法治成為內化于心的思維方式和外化于行的行為準則。堅持“兩個結合”，深入了解、全面掌握中國法制史，進一步總結、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徹底破除法治領域的歷史虛無主義和西方中心主義迷思，以歷史自信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寫好“第二個結合”的法治篇，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在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實踐相適應、相融合的過程中煥發新的勃勃生機。建構自主知識體系，堅持根植我國國情和當下實踐，引導各級領導干部正確解讀中國現實、回答中國問題，用自主創新理論回答法治現代化的中國之問和時代之問，用自主性、原創性理論指導自主性、原創性實踐，推動打造具有中國特色和國際視野的話語體系和知識體系。
筑牢法治信念，推動“關鍵少數”成為尊崇法治、弘揚法治的示范引領者。法治信念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強大力量。各級領導干部要帶頭做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堅定信仰者、積極傳播者、模范踐行者，推動法治真正成為國家和社會的核心價值，成為國家和社會治理的基本方式，成為支撐和保障中國式現代化的強大力量。維護法治權威，尊崇法治、敬畏法律，把法律規范內化為內心認同，將法律的權威建立在對法律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之上，堅決同各種危害法治的行為作斗爭。營造法治環境，健全落實憲法宣誓、領導干部應知應會黨內法規和國家法律清單制度、有關領導干部年終述法制度、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制度等，推行“日常學法、年度測法、提職考法”，推動領導干部帶頭忠于憲法、維護憲法，尊崇法律、敬畏法律。強化法治監督，進一步健全完善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機制，督促各級領導干部嚴格依照“三定”規定履職、依照法制辦事、依照崗位責任落實，讓“法定職責必須為、法無授權不可為”真正成為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信條，依法辦事、依法用權、依法治理成為“關鍵少數”的自覺行動。
堅定法治決心，推動“關鍵少數”成為厲行法治、捍衛法治的不懈奮斗者。法治決心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之“要”。各級領導干部要堅定不移厲行法治、捍衛法治，大力推動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保持法治定力，時刻做到在法治軌道上想問題、作決策、辦事情，主動運用法治思維謀劃各類工作，堅決防止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堅持守正創新，在法治下推進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將法治作為引領改革方向的“坐標系”、護航改革進程的“壓艙石”、增強改革效能的“放大器”，圍繞實現良法善治、保障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協同推進各環節改革，讓人民群眾在每一項法律制度、每一個執法決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提高法治能力，健全落實領導干部法治能力評價標準，在考核各級領導干部工作實績中綜合考量法治建設成效和依法決策、依法履職情況，建立和落實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制度及責任倒查機制，為領導干部提高法治能力提供明確指引。
深化法治實踐，推動“關鍵少數”成為依法履職、依法辦事的模范踐行者。法治實踐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增強全社會法律意識的最佳途徑。各級領導干部要積極投身全面依法治國偉大實踐，在以法治保障中國式現代化的宏偉進程中錘煉自己、提升自己。回應法治需求，深入基層、深入群眾，了解社會實際情況和群眾法治需求，更好地把握法治建設的方向和重點；堅持在實踐中培養鍛煉干部，提高他們在處理復雜矛盾問題中依法行政、依法辦事能力。加強相關法律規范體系建設，把健全科學民主決策、重大決策合法性審查等機制作為提高領導干部法治能力的關鍵環節，引導領導干部真用法律、善用法律、用好法律，遇事多從法律角度分析和思考，搞清楚相關的法律依據、法定程序、法律責任，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思維、法治的程序、法治的方式開展工作。提升法治質效，堅持將法治作為化解矛盾糾紛、維護社會穩定的關鍵一招，善于運用法治軌道上的各類工作方法，推動矛盾糾紛和信訪在法治化路線圖中流轉化解，以法律關系的確定維護社會的穩定；特別是推動政法領導干部牢固樹立執法司法的實質貴在修復社會關系的理念，既堅守法律底線、依法辦案，又深刻體察案件背后的各種復雜因素和特殊情況，實現罪責刑相當、法理情相融，在執法司法中真正實現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會效果有機統一。
（《學習時報》2025年11月17日第1版；作者：王成國）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發揮人民政協作為專門協商機構作用，加強各種協商渠道協同配合，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這一要求，全面貫徹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加強和改進人民政協工作的重要思想，體現了堅持我國基本政治制度的鮮明立場，明確了人民政協作為專門協商機構的職能責任，闡述了人民政協在全面發展協商民主中的重要任務。我們要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黨中央決策部署上來，充分發揮專門協商機構作用，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廣泛凝心聚力。
一、深刻認識發揮人民政協作為專門協商機構作用的重大意義
人民政協是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專門協商機構，具有集協商、監督、參與、合作于一體的特點。專門協商機構綜合承載政協性質定位，在協商中促進廣泛團結、推進多黨合作、實踐人民民主，具有鮮明中國特色和顯著政治優勢，是科學、有效、管用的制度安排。
（一）發揮人民政協作為專門協商機構作用，有利于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顯著優越性。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人民政協是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統一戰線理論、政黨理論、民主政治理論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偉大成果，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人民團體和各族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進行的偉大創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人民政協是實行這一基本政治制度的重要政治形式和組織形式。人民政協履行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職能，既堅持中國共產黨的全面領導，又充分發揮參加政協各黨派團體和各族各界人士的積極作用，能夠更好反映和代表不同階層、不同群體的利益訴求，保障最廣大人民整體利益、根本利益、長遠利益；既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又貫徹民主集中制的領導制度和組織原則，能夠更好推動各黨派團體和各族各界人士在道路、方向、目標上形成統一意志和步調，鞏固生動活潑、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實踐證明，這一制度設計實現了黨的領導、統一戰線、協商民主的有機結合，體現了執政與參政、領導與合作、協商與監督的有機統一，在全過程人民民主制度程序和參與實踐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二）發揮人民政協作為專門協商機構作用，有利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人民政協秉持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的理念，搭建了各黨派團體和各族各界人士有序政治參與和利益表達的重要平臺，通過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的安排集中各方面意見和建議，暢通各種利益要求和訴求進入決策程序的渠道，可以廣納群言、廣集眾智、廣謀良策。人民政協發揮人才薈萃、智力密集的優勢，圍繞“國之大者”和民之關切，在決策之前和決策實施之中進行廣泛協商，在“問政于民”、“問計于民”基礎上反映社情民意，以高質量協商、高水平建言發揮決策咨詢作用，使黨和政府的決策和工作更好順乎民意、合乎實際，是促進科學民主決策、提升國家治理效能的重要力量。
（三）發揮人民政協作為專門協商機構作用，有利于把黨中央決策部署轉化為社會各界的廣泛共識和自覺行動。人民政協作為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組織，具有代表性強、聯系面廣、包容性大的優勢，通過做好強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的工作，能夠更好把全體中華兒女智慧和力量匯聚起來，形成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的生動局面。長期以來，人民政協堅持大團結大聯合，堅持正確處理一致性和多樣性關系，堅持發揚民主和增進團結相互貫通、建言資政和凝聚共識雙向發力，把協商民主貫穿到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各項履職活動之中。政協協商的過程，就是用黨的創新理論團結教育引導各族各界代表人士、鞏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礎的過程，就是讓各族各界人士了解和接受黨的政治主張和路線方針政策的過程，就是統一思想、增進共識、推動黨中央決策部署有效貫徹落實的過程。
二、科學把握發揮人民政協作為專門協商機構作用的著力重點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當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不斷向廣度和深度延展，我國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之艱巨繁重前所未有，迫切需要進一步凝心聚力不斷鞏固全國各族人民大團結，加強海內外中華兒女大團結。”人民政協要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堅決做到“兩個維護”，發揚優良傳統，牢記政治責任，堅持黨的領導、統一戰線、協商民主有機結合，充分發揮專門協商機構作用，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廣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識、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一）強化理論武裝，夯實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礎。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理論上堅定清醒是思想政治上堅定清醒的前提”，“思想統一是政治統一、行動統一的基礎”。政協委員來自方方面面，思想觀念多元多樣，對一些問題的看法和認識不盡相同。要堅持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為統攬政協工作的總綱，堅持不懈用這一重要思想夯基固本、凝心鑄魂，推動各黨派團體和各族各界人士實現政治上團結合作、思想上共同進步、行動上步調一致。堅持“第一議題”制度，及時傳達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最新重要講話精神，做到學習跟進、認識跟進、行動跟進。緊扣履職實際學深悟透黨的創新理論，把梳理學習習近平總書記相關重要論述作為組織重要協商會議、開展視察考察調研等的前置環節，增強協商建言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常態化開展委員讀書、理論學習和政治培訓，建立健全黨的創新理論經常性學習、體系化研究、學理化闡釋、制度化落實相融通的機制，更好把學習成效轉化為高水平履職盡責的能力本領和工作實踐。
（二）深入協商議政，圍繞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和高質量發展建言獻策。堅持聚焦黨和國家中心任務履職盡責，是習近平總書記對人民政協工作的重要要求。黨和國家中心任務推進到哪里，專門協商機構的智慧和力量就要匯聚到哪里。人民政協要聚焦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動高質量發展、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等方面的重點難點熱點問題，深度協商討論，加強科學論證，努力提出專業性、針對性、可操作性強的對策建議。圍繞“十五五”時期黨中央重大決策部署、國家重大戰略需求、改革發展穩定重大現實問題，開展跨領域、跨學科的專題研究，形成具有戰略性、宏觀性、前瞻性的高質量研究報告。堅持調研于協商之前，引導政協委員深入基層、深入一線，真切感知經濟社會實際運行狀況、人民群眾急難愁盼，實事求是反映情況和問題。
（三）開展民主監督，助推黨中央重大決策部署落地見效。人民政協民主監督是以提出意見、批評、建議的方式進行的協商式監督，監督重點是黨和國家重大方針政策和重要決策部署的貫徹落實情況，監督目的是協助黨和政府解決問題、改進工作、增進團結、凝心聚力。人民政協要按照黨委批準的監督計劃，聚焦“十五五”規劃實施中的重大問題等開展民主監督，綜合運用會議監督、視察監督、提案監督、調研監督、專項監督等多種監督形式，增強民主監督實效。完善人民政協民主監督機制，形成監督有計劃、工作有方案、實施有組織、活動有成果、辦理有反饋的工作格局。
（四）廣泛凝聚共識，畫好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最大同心圓。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人民政協要“堅持把加強思想政治引領、廣泛凝聚共識作為中心環節”，“完善發揮統一戰線凝聚人心、匯聚力量政治作用的工作機制”。要落實黨中央關于堅持好發展好完善好我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決策部署，支持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在政協更好履職盡責。暢通黨外知識分子、非公有制經濟人士、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等的意見訴求表達渠道。堅持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積極宣傳黨的民族和宗教工作方針政策，做好少數民族界和宗教界委員學習考察、反映社情民意等工作，促進民族團結、宗教和順。密切同愛國愛港愛澳政團社團、各界代表人士的聯系，助力香港、澳門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全面貫徹新時代黨解決臺灣問題的總體方略，拓展同島內各界人士交流交往，促進兩岸融合發展和同胞心靈契合，堅決反對“臺獨”分裂活動。廣泛團結聯系海外僑胞，更好凝聚僑心僑力。服務黨和國家對外工作大局，統籌開展公共外交、民間外交、智庫外交，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中國人民民主故事。
（五）樹立系統觀念，加強政協協商同其他協商渠道的協同配合。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國協商民主包括政黨協商、人大協商、政府協商、政協協商、人民團體協商、基層協商以及社會組織協商，是一個有機整體”，“要加強各種協商渠道的協同配合，做到目標一致、形成合力，不斷提升整體效能”。人民政協作為專門協商機構，要拓展協商內容，豐富協商形式，規范協商程序，提高協商成效。在突出自身工作重點、發揮自身獨特作用的同時，積極探索同其他協商渠道協同配合的方式，助力構建程序合理、環節完整的協商民主體系。傳承和弘揚中華民族兼容并蓄、求同存異等優秀政治文化，積極培育與時代和任務相適應的協商民主文化，大力營造既暢所欲言、各抒己見，又理性有度、合法依章的良好協商氛圍。
三、持續提升人民政協作為專門協商機構的履職效能
黨的二十大圍繞發揮人民政協作為專門協商機構作用，加強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等功能建設作出重要部署。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就以改革創新精神推進人民政協履職能力建設提出重要要求。人民政協要適應新形勢新任務，持續深化專門協商機構建設，努力把制度優勢轉化為工作效能。
（一）毫不動搖堅持黨的全面領導。黨的領導是人民政協事業發展進步的根本保證。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把堅持黨的領導貫穿到政協全部工作之中，切實落實黨中央對人民政協工作的各項要求。”政協黨組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認識人民政協制度和人民政協組織的鮮明政治屬性，牢牢把握堅持黨的全面領導特別是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這一最高政治原則，始終同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方略保持高度一致，在政治立場、政治方向、政治原則、政治道路上保持高度一致。要健全落實黨對政協工作領導的組織體系和制度機制，嚴格執行重大事項請示報告制度，健全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貫徹落實制度機制，確保黨中央大政方針和決策部署在政協得到全面貫徹和有效執行。
（二）牢牢把握人民政協性質定位。政協性質定位事關人民政協事業的方向和使命。要深刻認識人民政協不是國家權力機關，發揮專門協商機構作用的主要工作是協商建言，參政不行政、建言不決策、監督不強制。要深刻認識人民政協不是協商主體，而是發揚民主、參與國是、團結合作的制度化協商平臺，政協協商不是“和”政協協商，而是“在”政協協商。要深刻認識政協組織接受同級黨委領導、接受上級政協指導是科學的制度設計，準確把握各級政協組織之間的關系，始終在憲法法律和政協章程范圍內開展工作，做到履職盡責不越位、不缺位。
（三）健全專門協商機構工作制度機制。協調統一、規范有序、科學高效的制度機制是專門協商機構有效運行的重要保障。要優化重點協商方案生成機制，堅持和完善黨委領導、政府和政協參與制定并組織實施年度協商計劃制度，確保各類協商活動有制可依、有規可循。要健全深度協商互動、意見充分表達、廣泛凝聚共識的機制，優化協商會議的互動環節和程序設計，真正通過協商出辦法、出共識、出感情、出團結。要加強反映社情民意、聯系群眾、服務人民機制建設，務實開展委員聯系界別群眾和委員履職“服務為民”工作。要完善協商成果采納、落實、反饋機制，規范和拓展協商成果轉化和報送渠道，健全會議報告、調研報告綜合反映，大會發言集中反映，提案、社情民意信息日常反映，征求意見復函應詢反映的多層次轉化、經常性報送工作體系。
（四）推進政協委員和機關干部“兩支隊伍”建設。政協委員是政協工作的主體，機關干部是服務保障政協履職的工作力量。發揮好專門協商機構作用，要落實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堅持從嚴要求、從嚴教育、從嚴管理、從嚴監督，鞏固拓展黨紀學習教育、深入貫徹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學習教育成果，把嚴的基調、嚴的措施、嚴的氛圍在政協牢固樹立起來、長期堅持下去。要按照“懂政協、會協商、善議政，守紀律、講規矩、重品行”的要求，教育引導政協委員珍視政治身份、錘煉政治品格、提高政治能力，更好投身凝心聚力、決策咨詢、協商民主、國家治理第一線的具體實踐，當好專門協商機構的參與者、實踐者、推動者。要尊重和保障政協委員民主權利，優化委員日常聯絡、履職服務、管理監督等工作，把人民政協建設成為委員之家、民主之家、團結之家。要以黨的政治建設為統領全面推進政協黨的各項建設，以黨的建設為引領深化模范機關建設，打造政治強、作風硬、素質好、業務精的干部隊伍，營造風清氣正、干事創業的良好政治生態，推動新時代人民政協事業高質量發展。
（《人民日報》2025年11月20日第6版；作者：姜信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