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是近代以來中國抗擊外敵入侵的第一次完全勝利，是中華民族從近代以來陷入深重危機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轉折點。抗日戰爭之所以能取得偉大勝利，關鍵在于中國共產黨發揮了中流砥柱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的關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是中國共產黨發揮中流砥柱作用的偉大勝利”。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論述，深刻闡釋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是全面總結14年抗戰史得出的科學結論，是擲地有聲、顛撲不破的歷史結論。
政治引領：倡導、促成和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歷史充分證明，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沒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沒有全民族抗戰，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戰爭當之無愧的中流砥柱和政治領導核心。
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首倡者。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此民族危難之際，中國共產黨秉持民族大義，擔負起民族救亡的歷史重任，呼吁建立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抵抗日寇侵略、驅逐日寇出中國。”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國民黨實行“不抵抗”政策，對日妥協退讓，中國共產黨則走在抗日愛國運動最前列，吹響了挽救民族危亡的第一聲號角，積極開展爭取同盟者、建立統一戰線的工作。1935年，在民族危機空前嚴重、中日民族矛盾成為主要矛盾的歷史關頭，中國共產黨捐棄前嫌，發表“八一宣言”，呼吁全國各黨派、各軍隊、各界同胞立即停止內戰，集中一切國力為抗日救國的神圣事業而奮斗。同年12月，瓦窯堡會議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還領導一二·九運動，掀起全國抗日救亡新高潮，喚起了中華民族的新覺醒。
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積極推動者。1936年12月，中國共產黨促成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為第二次國共合作奠定了基礎。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促使其確定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原則。同年5月，毛澤東同志深刻指出：“在今天，以國民黨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還帶著很多的被動性和保守性”“這種情況，加重了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政治領導責任。抗日救國的總參謀部的職務，共產黨是責無旁貸和義不容辭的”。這就強調了中國共產黨對抗戰的政治引領。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后，中共中央立即發出通電，號召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來抵抗侵略，并向國民黨遞交《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這一宣言；次日蔣介石發表談話，事實上承認了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這標志著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對此，著名民主人士梁漱溟曾評價：“自日本侵略中國后，中共提出一系列的抗日主張，特別是國共合作，一致抗日，深得人心”“聲光幾出國民黨之上”。
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定維護者。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堅決維護、鞏固、發展統一戰線，堅持獨立自主、團結抗戰，維護了團結抗戰大局。”1935年，毛澤東同志在陜北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報告時預言：“共產黨和紅軍不但在現在充當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起人，而且在將來的抗日政府和抗日軍隊中必然要成為堅強的臺柱子，使日本帝國主義者和蔣介石對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所使用的拆臺政策，不能達到最后的目的”“這就是共產黨和紅軍在民族統一戰線中的領導作用”。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國民黨先后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團結抗戰局面幾度瀕臨逆轉。但中國共產黨始終以民族大義為重，堅定不移推動全民族堅持抗戰、團結、進步，反對妥協、分裂、倒退，采取既聯合又斗爭、以斗爭求團結的政策，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斷得到鞏固和發展，為最終奪取抗戰勝利提供了政治保障。
社會動員：堅持全面抗戰路線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僅包括國共兩黨及各愛國黨派團體，還包括廣大民眾。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中，全體中華兒女為國家生存而戰、為民族復興而戰、為人類正義而戰，社會動員之廣泛，民族覺醒之深刻，戰斗意志之頑強，必勝信念之堅定，都達到了空前的高度。”1937年8月，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提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實行全國軍事總動員和全國人民總動員等一整套措施，標志著全面抗戰路線正式形成。洛川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強調：“共產黨員及其所領導的民眾和武裝力量，應該最積極的站在斗爭的最前線，應該把自己成為全國抗戰的核心，應該用極大力量發展抗日的群眾運動。”這里明確提出了成為抗戰核心和放手發動群眾的任務。
這一時期，毛澤東同志一再指出：“民力和軍力相結合，將給日本帝國主義以致命的打擊。民族戰爭而不依靠人民大眾，毫無疑義將不能取得勝利。”因此，“我們主張全國人民總動員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戰爭，或者叫作全面抗戰”。1938年，毛澤東同志在《論持久戰》中進一步強調：“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如此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沒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動員，是不能勝利的”。而要進行政治動員，首先必須把戰爭的政治目的告訴軍隊和人民，必須使每個士兵每個人都明白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們有什么關系，如此才能造成抗日的熱潮，使幾萬萬人齊心一致，貢獻一切給戰爭。實踐證明，全面抗戰路線把實行全民族抗戰與爭取人民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結合起來，把反對外敵入侵與推動社會進步統一起來，促進了民眾的大覺醒。毛澤東同志指出：“這個戰爭促進中國人民的覺悟和團結的程度，是近百年來中國人民的一切偉大的斗爭沒有一次比得上的。”
在整個抗日戰爭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堅持動員人民、依靠人民，推動形成了全民族抗戰的歷史洪流。美軍駐延安觀察組發現：“共黨已將民眾與軍隊結為一體，全部動員，故能有抗日成績之表現。”戰后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寫的《華北治安戰》中這樣寫道：“中共及其軍隊集中全力去了解民眾，爭取民心，不但日本，就連重慶方面也是遠遠不能相比的。正因為如此，盡管他們在數量方面處于劣勢，卻具有不容輕視的堅韌力量。”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國民黨實行政府操控、軍隊主體的片面抗戰路線，把抗戰看成只是政府的事，阻礙政府軍隊與民眾結合。這兩條不同抗戰路線的區別是巨大的。國民黨宣傳干將葉青（任卓宣）曾分析：“共產黨為什么有力量？依我看來，就是他在抗戰期內，能夠動員民眾，發展游擊得到成功。而本黨呢？對抗戰完全站在官僚主義觀點上，把抗戰看作是軍隊事情，忽略了動員民眾，發展游擊的工作，即不完全忽略動員民眾，發動游擊，但至少是以官僚作風來動員民眾，發動游擊，因此，共產黨得到成功，本黨沒有成功。”
戰略指導：制定和實施正確的戰略方針
抗日戰爭是一場戰爭，因此要看軍事上的戰略指導和戰場表現。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人勇敢戰斗在抗日戰爭最前線，支撐起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希望，成為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中國共產黨捍衛民族獨立最堅定，維護民族利益最堅決，反抗外來侵略最勇敢。
九一八事變后，中國共產黨率先舉起武裝抗日旗幟，在東北開展游擊戰爭，成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起點，同時揭開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序幕。1932年4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發布《對日戰爭宣言》，表示“正式宣布對日戰爭，領導全中國工農紅軍和廣大被壓迫民眾，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以求中國民族徹底的解放和獨立”。全民族抗戰開始后，隨著戰爭的規模和范圍日益擴大，能否進行正確的戰略指導至關重要。中國共產黨站在戰略和全局高度，及時制定和實施正確的戰略方針，為爭取抗戰勝利提供了科學指南。
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后，中華民族面臨空前危機，全國人民最關心的問題是：這場戰爭能不能勝利？怎樣爭取勝利？1938年，毛澤東同志發表《論持久戰》一文，通過深入分析中日雙方特點，準確地預見了抗日戰爭由防御到相持、最后到反攻的三個階段。抗日戰爭的形勢發展完全證實了這一英明論斷。《論持久戰》使全國人民對抗戰的進程和前途有了清晰的認識，極大堅定了堅持抗戰的信心和決心。梁漱溟回憶：“幾年來對于抗戰必勝，以至如何抗日，怎樣發展，還沒有人對我作過這樣使我信服的談話，也沒有看到過這樣的文章。蔣介石的講話、文告我聽過、看過多次，個別交談也有若干次了，都沒有象這一次毛澤東那樣有這么大的吸引力和說服力。我說這些，毫不帶主觀上的隨意褒貶，而是歷史事實。”
為了實現持久戰戰略總方針，中國共產黨從敵我力量對比尤其是武器裝備懸殊的實際出發，根據人民軍隊善于發動群眾和打游擊戰的特長，果斷改變軍事戰略，即由運動戰向游擊戰轉變。1937年8月，張聞天、毛澤東致電周恩來等，指出紅軍的作戰原則是在整個戰略方針下執行獨立自主的分散作戰的游擊戰爭。同月，洛川會議確定了紅軍的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并強調其作戰原則是分散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消滅敵人。1938年，毛澤東同志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中將游擊戰爭提到戰略高度并作出全面闡述，明確提出八路軍的方針“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松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在這一正確戰略方針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逐步掌握了戰場的主動權。日軍也不得不承認：“共軍的游擊戰術巧妙，其勢力與日俱增，廣泛地擴大了地盤。”他們還對比了國共軍隊：“從作戰成果看，重慶軍比較容易擊敗，但要捕捉、消滅采取退避分散戰術的共軍則極為困難。”而國民黨也從中受到啟發，曾效仿游擊戰，但終因脫離群眾紛紛失敗。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持久戰戰略總方針和游擊戰戰略方針，與敵人展開殊死搏斗，成為堅持抗戰的中堅力量。在戰略防御階段，當國民黨軍隊敗退之際，八路軍、新四軍義無反顧地挺進敵后，創建一系列抗日根據地，開辟了廣大的敵后戰場。在戰略相持和反攻階段，敵后戰場逐漸上升為抗日戰爭主戰場，根據地軍民在艱苦卓絕的條件下，廣泛開展伏擊戰、破襲戰、地雷戰、地道戰、麻雀戰等游擊戰的戰術戰法，匯成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消滅和牽制了大量敵人，減輕了正面戰場的壓力，成為促使國民黨抗戰到底的一個重要因素，對堅持抗戰和奪取抗戰勝利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黨的建設：卓越領導力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發揮中流砥柱作用，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黨在抗日戰爭中逐漸成熟。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抗日戰爭時期，在民族危亡的歷史關頭，中國共產黨以卓越的政治領導力和正確的戰略策略，指引了中國抗戰的前進方向”“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領導，完成民族獨立和解放的任務就可能拖得更久、付出的代價更大”。
全面抗戰初期，毛澤東同志指出：“一個政黨要引導革命到勝利，必須依靠自己政治路線的正確和組織上的鞏固。”為此，他提出了“建設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的目標，并稱之為“偉大的工程”。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中國共產黨堅持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在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等方面取得了豐碩成果。
在思想建設上，毛澤東思想在抗日戰爭時期得到系統總結和多方面展開而達到成熟。鄧小平同志說：“延安時期那一段，可以說是毛澤東思想比較完整地形成起來的一段。毛澤東思想中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包括黨的建設的理論和處理黨內關系的原則，在延安整風前后，都比較完整地形成了。”延安整風克服了在黨內曾經一度盛行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蘇聯經驗和共產國際指示神圣化絕對化的錯誤傾向，使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在全黨深入人心。在此基礎上，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黨內若干重大的歷史問題作出了正確結論，使全黨對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認識達到一致。黨的七大把毛澤東思想寫入黨章，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為奪取抗戰勝利奠定了堅實的思想理論基礎。
在組織建設上，1938年召開的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克服了全面抗戰初期王明的右傾錯誤，進一步明確了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地位，解決了黨的統一領導問題。此后通過《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關于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系的決定》《關于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等一系列文件，強調黨的一元化領導和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保證了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得到貫徹執行，使全黨上下始終步調一致地行動。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我們是共產黨，我們要領導人民打倒敵人，我們的隊伍就要整齊，我們的步調就要一致”。黨的七大形成了一支高舉毛澤東旗幟的久經考驗的政治家集團，使全黨團結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實現了空前統一。
在作風建設上，我們黨通過樹立良好形象，大大提升了凝聚力、號召力和戰斗力。“黨的作風”這一概念最早是毛澤東同志提出來的。1937年，他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說：“指導偉大的革命，要有偉大的黨，要有許多最好的干部”“他們是大公無私的民族的階級的英雄，這就是共產黨員、黨的干部、黨的領袖應該有的性格和作風”。1942年，毛澤東同志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號召整頓黨的作風。延安時期，黨高度重視作風建設，始終保持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先進性純潔性，保持革命隊伍旺盛的斗志和廉潔的作風，并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形成了理論聯系實踐、密切聯系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三大優良作風，最終以“延安作風”打敗了“西安作風”。1940年，愛國僑領陳嘉庚先后考察重慶和延安，對比后斷定“國民黨蔣政府必敗，延安共產黨必勝”，并預言：“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1939年，毛澤東同志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概括：“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正是通過對三大法寶的純熟運用，在政治引領、社會動員、戰略指導、黨的建設等方面均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從而成為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和勝利關鍵。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以自己的政治主張、堅定意志、模范行動，引導中國人民鑄就了偉大的抗戰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懷，視死如歸、寧死不屈的民族氣節，不畏強暴、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百折不撓、堅忍不拔的必勝信念。在偉大抗戰精神引領、感召和激勵下，無數優秀的中華兒女視死如歸、寧死不屈，以錚錚鐵骨為中華民族筑起牢不可破的血肉長城，為抗戰的最終勝利作出卓越貢獻。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中國共產黨不僅是抗戰中挽救民族危亡的中流砥柱，而且是今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堅強領導核心。新時代新征程，我們仍然會遇到各種各樣的風險挑戰，會面臨各種各樣的嚴峻斗爭。我們必須堅定擁護“兩個確立”，堅決做到“兩個維護”，堅持不懈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凝心鑄魂，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更好把握和運用黨的百余年奮斗尤其是抗戰時期形成的歷史經驗，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人民至上，堅持理論創新，堅持獨立自主，堅持中國道路，堅持胸懷天下，堅持開拓創新，堅持敢于斗爭，堅持統一戰線，堅持自我革命，弘揚偉大抗戰精神，時刻保持解決大黨獨有難題的清醒和堅定，以偉大自我革命引領偉大社會革命，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確保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
（《人民日報》2025年8月25日第9版；作者：盧毅，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
今年出版的《習近平經濟文選（第一卷）》（以下簡稱《文選》）收入了習近平總書記2012年11月至2024年12月期間關于經濟建設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內容豐富、要點突出、立意高遠，既有總體層面的戰略謀劃，也有就一系列重大經濟問題提出的實踐要求，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特別是習近平經濟思想提供了權威教材。廣大理論工作者和經濟各領域工作者，要把《文選》放到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整個理論體系中來領悟；放到百年變局加速演進下馬克思主義新發展，特別是政治經濟學新發展的時代坐標中來認識；結合新時代我國經濟取得的歷史性成就、發生的歷史性變革，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偉大實踐中深思細悟、貫徹落實。
清晰勾畫習近平經濟思想形成和發展的脈絡與邏輯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新時代經濟工作的時代背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要辯證認識和把握國內外大勢，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深刻認識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展變化帶來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認識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帶來的新矛盾新挑戰，增強機遇意識和風險意識，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在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發展和轉換過程中，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是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當前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社會主要矛盾變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主要依據和重要標識。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把握新的時代特征，錨定新時代使命任務，提出了認識適應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實現高質量發展，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等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
回顧新時代以來我國經濟發展走過的道路，認識、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是邏輯起點。2015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深刻論述了“對新常態怎么看”和“新常態怎么干”，提出“必須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快調整經濟結構，加快培育形成新的增長動力”“徹底拋棄用舊的思維邏輯和方式方法再現高增長的想法”。
新發展理念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重要內容。在《深入理解新發展理念，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習近平總書記結合歷史和現實，結合一些重大問題，從理論上、宏觀上深刻闡釋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新發展理念具有鮮明的問題導向，體現了原則與方法、目標與手段、全局與重點的有機統一，為新時代我國經濟社會實現高質量發展找到了突破口、創造了條件。
當前我國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新發展階段。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適應我國比較優勢變化、重塑競爭新優勢、牢牢把握發展主動權的戰略舉措。在《關于構建新發展格局》中，習近平總書記將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加快科技自立自強、推動產業鏈供應鏈優化升級、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提高人民生活品質、牢牢守住安全發展底線作為構建新發展格局要把握好的重要著力點。隨著構建新發展格局不斷推進，我國經濟整體素質持續提升，為我們應對日益激烈復雜的外部風險和挑戰，提供了底氣和實力。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歷史使命，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是中國共產黨人孜孜以求的奮斗目標。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中，習近平總書記概括了中國式現代化人口規模巨大、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走和平發展道路五個方面的特色。中國式現代化的深刻闡釋和清晰表述將使我們走出一條更加體現當代人類文明發展成果、更具發展質量和效益、更具國際感召力的社會主義大國現代化道路，顯示社會主義中國對發展道路獨特性、立足點的清醒認知。
中國的發展是當代國際格局變化的重要變量，世界與中國的關系不再是簡單的影響與被影響關系。基于世情國情黨情的深刻變化，習近平總書記從中國和世界的聯系互動中探討人類面臨的共同課題，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以其現實針對性、思想引領性、道義感召性為國際社會普遍接受，實踐成果持續顯現，為人類未來發展指明了方向。
深刻闡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時代化最新成果
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經濟工作是黨的中心工作。要把新時代我們黨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創新，放到豐富和發展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推進科學社會主義新發展的高度來認識。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規范和引導資本健康發展、發展新質生產力等重大理論問題的重要論述，體現出鮮明的問題意識和創新意識，以鮮活的實例呈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最新成果。
政府與市場關系始終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定位從“基礎性”變為“決定性”，反映了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規律認識的一個新突破。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須更好發揮市場機制作用”。當前，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持續推進，各類資源要素市場化水平不斷提升，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作用充分發揮，帶來了發展績效提升，展現出良好的示范和帶動效應。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正確認識資本特性和行為規律，發揮資本作為重要生產要素的積極作用，抑制其逐利本性可能帶來的消極作用，是一個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在《依法規范和引導我國資本健康發展，發揮資本作為重要生產要素的積極作用》中，習近平總書記就正確處理資本和利益分配問題、深化資本市場改革、規范和引導資本發展、全面提升資本治理效能等提出系統全面兼具指導性和實操性的治理要求，為新時代資本治理用其需、揚其長、抑其弊提供了根本遵循。
馬克思主義把生產力作為推進社會變革最具革命性的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是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基于對當代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演進規律的深刻認識和把握，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發展新質生產力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和重要著力點”。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新質生產力的重要論述實現了對高質量發展概念的深化和升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創新和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
鮮活呈現當代中國極具特色的經濟工作方法論體系
恩格斯說過，“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成就的取得，不僅在于掌握了科學的理論武器，更在于立足中國國情，扎根中國大地，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務實有效的實踐能力。中國的五年規劃制定與實施、經濟特區建設、重大改革堅持先試點再推廣，經濟發達與落后地區開展對口支援與協作等都是極具中國特色的重要實踐。新時代脫貧攻堅成果為國際社會廣泛贊賞，成為全球貧困治理的中國樣板。這些成就和經驗，鮮活呈現了當代中國極具特色的經濟工作方法論體系。
新時代我國經濟發展歷史性成就和歷史性變革的取得，展現了我們黨不僅能夠洞悉歷史必然性、把握發展規律性，更富于實踐創造性。我們要善于通過歷史看現實、透過現象看本質，把握好全局和局部、當前和長遠、宏觀和微觀、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關系。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中，習近平總書記系統論述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需要處理好頂層設計與實踐探索、戰略與策略、守正與創新、效率與公平、活力與秩序、自立自強與對外開放六個方面的關系。
《文選》就新時代經濟發展中“質和量”“穩和進”“供和需”“危和機”“內和外”等重要現實關系進行了深刻論述。在“質和量”關系上，要“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在“穩和進”關系上，提出“穩是大局和基礎，進是方向和動力。‘穩’和‘進’是辯證統一的，要作為一個整體來把握，該穩的要穩住，該進的要進取，把握好工作節奏和力度”。在“供和需”關系上，要“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在“危和機”關系上，要“在危機中育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在“內和外”關系上，“要塑造我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重視以國際循環提升國內大循環效率和水平，改善我國生產要素質量和配置水平”。這些重要論述抓住問題實質、曉暢易懂、重在于行，極具指導意義。
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方法論，深化對我國經濟發展規律的認識，提高領導經濟發展能力和水平。在《關于構建新發展格局》中，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既要“操其要于上”，加強戰略謀劃和頂層設計，也要“分其詳于下”，把握工作著力點。手段依目的而定，在目的的制約下發揮功能，注意各方面工作相互促進、良性互動、整體推進、重點突破，防止出現新辦法不會用，老辦法不管用，硬辦法不敢用，軟辦法不頂用的情況。
貧困是困擾全球發展和治理的突出難題，脫貧攻堅貴在精準，重在精準。在《脫貧攻堅必須在精準上出實招下實功見實效》中，習近平總書記明確要重點解決好四個問題：“扶持誰”的問題、“誰來扶”的問題、“怎么扶”的問題、“如何退”的問題。中國脫貧攻堅實行扶持對象、項目安排、資金使用、措施到戶、因村派人、脫貧成效“六個精準”，通過出臺一系列政策舉措，構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策體系、工作體系、制度體系，打出了一套組合拳，中國脫貧攻堅創造了全球最精彩的減貧治理實踐樣本。
今年是“十四五”收官之年，各地各部門都在謀劃“十五五”時期的經濟工作。我們要切實加強《文選》學習，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做到學中有思、以思悟理、以理引行、行再得思，切實提高全黨政治理論水平和辯證思維能力。堅持面向需求、面向實際、面向未來，增強做好新時代經濟工作的自覺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把《文選》學習轉化成破解實踐難題、創新發展方式、提升發展績效，推動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強大力量。
（《光明日報》2025年8月25日第6版；作者：徐占忱，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世界經濟研究部部長、“一帶一路”研究部部長，研究員）
共建中華民族共同體理念的原創性貢獻與實踐偉力
鞏固和發展中華民族大團結事關黨和國家事業全局。在慶祝西藏自治區成立60周年之際，習近平總書記從進一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戰略高度創造性提出共建中華民族共同體理念，揭示出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的精髓，豐富了新時代中國共產黨關于加強和改進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為全社會協同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這一原創性理念中的“共建”二字飽含深邃的理論意蘊、放射出耀眼的思想光芒。中華民族共同體既需要漢族和少數民族共同建設，也需要民族地區和非民族地區、邊疆地區和東中西部地區共同建設；既需要全國各族人民攜手共同建設，也需要社會各界、各方面齊心協力共同建設。共建中華民族共同體理念是習近平總書記向包括西藏各族人民在內的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發出的時代號召，是對我們黨拓展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正確道路的遠見卓識的彰顯，是對我們黨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歷史經驗與智慧的思想凝結和升華。
拓展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
馬克思主義強調，民族作為共同體的重要形式，是歷史的現象，要到共產主義社會才會消亡；有民族存在，就會產生民族問題，就需要解決民族問題。我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中國共產黨登上歷史舞臺后，面對不同時期的民族問題，團結帶領各族人民探索出一條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可以說，這條正確道路的形成與發展，就是黨領導各族人民共同建設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過程。這條道路是各族人民共同探索出來的，需要各族人民共同堅持與維護。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持續推進民族領域的“兩個結合”尤其是“第二個結合”，以引導各族人民增進中華民族共同性為總綱，不斷深刻總結歷史經驗、構建基礎理論、完善制度設計，以夯實各族人民共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思想、理論和制度為基礎拓展這條正確道路。
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理論不斷取得新突破。當今世界有2500多個民族，分布在200多個國家和地區。無論是大國還是小國，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絕大多數都是多民族國家，都面臨著解決民族問題的任務。歷史和現實告訴我們：解決民族問題，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模式，關鍵要找到符合本國實際的正確道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已經找到了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不需要其他任何人對我們指手畫腳、充當‘教師爺’。”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首次用“八個堅持”科學提煉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的內涵，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理論的重大突破。黨探索解決民族問題與開展民族工作的實踐不斷發展，黨的民族理論創新隨之不斷深化。2019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系統總結新中國成立70年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民族工作的成功經驗，進一步提出“九個堅持”。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系統總結黨的百年民族工作的成功經驗，站在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正確道路的高度，進一步提出以“十二個必須”為基本內容的關于加強和改進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從“八個堅持”到“九個堅持”，再到“十二個必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理論不斷實現新的重大突破。
科學揭示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的本質。科學有效地解決民族問題是一項世界性難題。我們黨在探索解決民族問題的實踐中，堅持馬克思主義“魂脈”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根脈”，既超越中國傳統的民族事務治理的局限，又擺脫西方國家民族事務治理的困境，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這條道路之所以正確，本質在于黨始終將團結帶領各族人民共同建設中華民族共同體作為底層邏輯，在于這條道路始終“著眼中華民族根本利益和整體利益，最大限度把各民族凝聚起來，實現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始終“堅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對民族壓迫和民族歧視，確保各族人民真正獲得平等政治權利、共同當家做主人”；始終“正確把握維護國家統一和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關系，堅持統一和自治相結合、民族因素和區域因素相結合，推動中華民族成為認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強的命運共同體”。這條道路之所以被各族人民共同維護，說到底在于維護了中華民族的整體性、統一性與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
堅持和不斷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凡將立國，制度不可不察也”。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我們黨創造性地把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同我國民族問題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產物，是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正確道路的重要制度保障。實施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根本目的是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民族問題是發展變化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要持續發揮應有作用，必須在堅持的基礎上適應民族問題的變化不斷完善。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民族工作的新形勢，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必須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確保黨中央政令暢通，確保國家法律法規實施，支持各民族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實現共同發展、共同富裕。”在新時代堅持和不斷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就是要使其圍繞動員各民族增進中華民族共同性、共建中華民族共同體發力，以有利于鞏固國家統一、有利于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有利于各民族共同繁榮發展為著力點，切實做到統一與自治相結合、民族因素與區域因素相結合。
完善黨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理論
民族是人類最具生命力的組合形式之一，民族意識則是民族的核心要素。以無產階級革命原則、社會主義原則推動各民族構建多民族共同體，是無產階級政黨解決民族問題的必然途徑。然而，在一些馬克思主義政黨及其領導的社會主義建設史上，多民族共同體建設理論基本上是空白的，實踐是失敗的，其以蘇聯為代表。中國共產黨從遵義會議開始逐步擺脫蘇聯民族理論政策的影響，得以探索出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鮮明地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為黨的民族工作的主線、民族地區各項工作的主線，形成我們黨關于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理論。這是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重大發展，標志著馬克思主義多民族共同體建設理論的形成，科學回答了統一多民族的社會主義國家如何有效增強各民族凝聚力、有效解決國內民族問題，最大限度團結各族人民建設現代化的問題。
共建中華民族共同體理念以“整體論”與“部分論”、“全局論”與“重點論”的辯證統一豐富了我們黨關于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理論。
推動構建科學完備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體系。中華民族具有百萬年的人類史、1萬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時間長河里，中華民族從多元凝聚為一體、從歷史走向未來、從傳統走向現代，彰顯出獨特的形成發展規律。對于中華民族的形成發展及其規律，西方民族理論無法解釋，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也無法直接解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需要構建科學完備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體系。要立足中華民族悠久歷史，把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遵循中華民族發展的歷史邏輯、理論邏輯，科學揭示中華民族形成和發展的道理、學理、哲理。”這一重要論述既闡明了構建中國自主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體系的重大意義、根本價值，也為我們科學構建這一理論體系指明根本方向。共建中華民族共同體理念，蘊含與強化了構建科學完備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體系這一重要命題。
彰顯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要旨。民族是人類社會近代以來最具動員力、凝聚力的社會要素之一。這是一條社會規律。無產階級登上歷史舞臺后始終在遵循這條規律，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對這一規律的運用并不成功，根源就在于沒有充分認識到以馬克思主義為引領增進各民族共同性、建設多民族共同體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們黨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中對民族發展規律的把握與運用在總體上是成功的，根源在于遵循了引導各族人民共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底層邏輯。新時代以來，我們黨關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相關論述，始終圍繞動員、引導、推動我國56個民族和各地區增進中華民族的共同性與共同建設中華民族共同體而展開，最終都指向如何建設好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國各民族共同開拓了祖國的遼闊疆域，共同締造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共同書寫了輝煌的中國歷史，共同創造了燦爛的中華文化，共同培育了偉大的民族精神。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和發展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歷史必然。”共建中華民族共同體理念，是對這一偉大實踐的根本特征與要旨的彰顯。
夯實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發力點。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是造福我國56個民族的偉大事業，需要56個民族共同努力。邊疆地區是我國少數民族人口分布最多、最廣的地區。邊疆地區與14個國家接壤，是我國對外開放的前沿，是確保國土安全、生態安全的重要屏障，是抵御敵對勢力破壞、滲透的前沿陣地。邊疆地區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工作極端重要、任務十分艱巨，其成效事關黨的民族工作全局。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心系邊疆各族人民，多次親臨邊疆省區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視察，多次發表重要講話、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提出“治國必治邊”重要戰略思想，形成新時代黨的治藏方略、新時代黨的治疆方略、新時代東北全面振興、建設海洋強國等一系列重要論斷、重大方略戰略，鮮明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納入新時代黨的治藏方略、治疆方略，把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作為邊疆民族地區工作的主線，夯實了動員邊疆地區、重點區域與各方力量共同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發力點。在這層意義上，共建中華民族共同體理念成為習近平總書記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重要論述的集大成者。
開辟全方位協同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實踐路徑
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落腳點，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則是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核心。新時代以來，民族地區、邊疆地區同全國一道打贏脫貧攻堅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邁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取得新的歷史性成就。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是一項需要全黨全國各族人民與社會各方面共同參與的系統工程，也是一項需要一代代中國人接續奮斗的偉大事業。共建中華民族共同體理念彰顯了這一系統工程、偉大事業的本質特征，為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提供了強大思想動能。
黨對民族工作、邊疆治理工作的全面領導不斷加強。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是各族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加強和完善黨的全面領導，是做好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的根本政治保證。”新時代以來，黨的民族工作體制機制得到系統性重塑，黨委統一領導、政府依法管理、統戰部門牽頭協調、民族工作部門履職盡責、各部門通力合作、全社會共同參與的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格局得以形成與不斷完善。黨的全面領導在治藏方略、治疆方略以及在整個邊疆治理方略中得到切實貫徹，邊疆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水平得到歷史性提升。
全面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持續推進。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是我國各民族人心凝聚、團結奮進的強大紐帶。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必須順應中華民族從歷史走向未來、從傳統走向現代、從多元凝聚為一體的發展大趨勢，深刻理解把握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不斷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黨的十八大以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得到廣泛踐行，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中華民族發展史被納入干部教育、黨員教育、國民教育和社會教育體系，文化潤邊、國防教育和國家安全教育深入實施，以增強“五個認同”為目標的文藝展演、文博展陳、文學創作、體育賽事等出彩出效，一大批各民族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中華民族形象得到樹立與凸顯，以促進人心相通為目標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推廣普及、國家統編教材推廣事業得到全面發展，各族人民團結凝聚的精神紐帶持續強化。
民族地區、邊疆地區現代化發展水平和民生福祉空前躍升。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實現共同富裕，一個民族都不能少。”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堅持和完善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區域重大戰略，把民族地區、邊疆地區發展納入中國式現代化戰略全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全方位融入國家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脫貧攻堅成果鞏固與鄉村振興戰略有效銜接，富民興邊行動深入實施，團結固邊、產業興邊成效日顯，生產生活基礎設施、自我發展能力、人民生活水平、生態環境保護等均得到空前改善。以西藏為例，新時代以來，堪稱世界級難度的拉薩至日喀則鐵路、拉薩至林芝鐵路、墨脫公路建成通車，西藏公路通車里程達12.49萬公里，鄉鎮和建制村公路通達率100%，開通航線183條，天塹變通途；清潔能源、文化旅游、高原輕工業等產業蓬勃發展，現代產業體系初步建立；74個貧困縣全部摘帽，62.8萬建檔立卡貧困戶實現脫貧，徹底擺脫了束縛千百年的絕對貧困問題，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24年分別增至55444元、21578元，在全國率先實施從幼兒園到高中的15年公費教育；全區50%以上的國土納入生態保護紅線，空氣質量優良天數比例達到99.7%以上，主要江河湖泊水質100%達到或優于Ⅲ類水體。
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全方位深化。各民族廣泛交往交流交融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是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重要途徑。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必須促進各民族廣泛交往交流交融，促進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團結統一，守望相助、手足情深。”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不斷優化對口支援、東西部協作和定點幫扶工作，積極制定支持各民族人口流動融居的政策，不斷豐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空間和場景。民族工作部門制定出臺以“各族青少年交流計劃”“各族群眾互嵌式發展計劃”“旅游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計劃”等為代表的專項政策，持續優化民族團結進步創建工作，各民族在空間、經濟、社會、文化和心理等層面的全方位“互嵌”日益凸顯。
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得到切實保障。黨領導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是一體兩面的關系。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國家核心利益之所在。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必須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教育引導各民族繼承和發揚愛國主義傳統，自覺維護祖國統一、國家安全、社會穩定。”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擺在黨和國家工作全局的突出位置，創造性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民族工作、邊疆治理等領域深入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切實防范、化解各類風險隱患，牢牢掌握了維護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的戰略主動權，為新時代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贏得了寶貴的穩定紅利。
（《人民日報》2025年8月28日第9版；作者：楊須愛，中央民族大學教授）
“政治能力”的科學內涵與實踐要求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合反復提及“政治能力”，強調“有了過硬的政治能力，才能做到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能‘不畏浮云遮望眼’、‘亂云飛渡仍從容’”。人類活動是有目的的活動，特定的概念提供特定的思維導向，進而表現為一種“建構”作用。深刻理解“政治能力”這一概念，對于我們把握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政治屬性、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優勢，進而提煉本土政治概念、建構自主政治學理論具有重要意義。
“政治能力”概念的出場語境
概念是歷史發展的表征。對“政治能力”概念進行考察，要在社會結構和歷史進程中把握其語義變遷。概括而言，世界大變局提供了政治能力概念出場的時代背景；防范化解風險挑戰構成了政治能力概念出場的現實要求；推進黨的建設形成了政治能力概念出場的內在保障。三者構成由外到內、層層遞進的邏輯鏈條，是理解政治能力概念的歷史語境。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不是一時一事、一域一國之變，而是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作為負責任大國，中國應當在歷史關鍵時刻彰顯擔當，發揮引領作用。面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帶來的新特征新要求、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帶來的新矛盾新挑戰，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增強政治能力，沉著應對國內外形勢變化帶來的挑戰”。政治能力概念的提出，是對百余年來中國共產黨在歷史前進的邏輯中前進、在時代發展的潮流中發展，因勢而謀、應勢而動、順勢而為的經驗總結，是對我們要善于從政治上研判形勢、分析問題，自覺在黨和國家工作大局下想問題、做工作提出的明確要求。
我國作為一個人口眾多和超大市場規模的社會主義國家，在邁向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必然要承受其他國家都不曾遇到的各種壓力和嚴峻挑戰。特別是當前我國發展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現實問題與歷史問題、實際利益問題與意識形態問題、政治性問題與非政治性問題交織疊加，極易形成風險綜合體。在此背景下，領導干部只有始終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堅持政治安全、人民安全、國家利益至上有機統一，不斷增強政治敏銳性和政治鑒別力，敢于斗爭，善于斗爭，隨時準備應對更加復雜困難的局面，才能推動形成一種持續、穩定而安全的現代化發展路徑。
百余年來，我們黨之所以能夠飽經磨難而生生不息，關鍵在于始終堅持黨要管黨、全面從嚴治黨，在推動社會革命的同時進行徹底的自我革命。從“黨的建設偉大工程”到“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再到“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我們黨在世界形勢深刻變化的歷史進程中始終走在時代前列。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干部干好工作所需的各種能力中，政治能力是第一位的”。政治能力概念的邏輯前提，正在于黨內政治生活的政治性、原則性、時代性和戰斗性，防止和克服忽視政治、淡化政治、不講政治的傾向，進一步加強黨的組織體系建設，充分發揮黨組織政治功能和組織功能，通過推動黨的建設提高黨的執政能力。
“政治能力”概念的基本屬性
當今世界，政黨是大多數國家政治舞臺上的主角，其在形態、規模、構成和行為方式上的變遷，總是能夠反映乃至決定一國內政外交的基本走向，深刻影響世界政治的發展。馬克思主義十分重視政黨的政治性，要求政黨按政治規律進行政治活動。在馬克思主義視域下，中國共產黨政治能力的基本屬性可以概括為人民屬性、政治屬性和實踐屬性。
人民屬性。政黨是特定階級利益的政治代表。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之日起，就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根本宗旨。政治能力的人民屬性表現為黨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堅持人民主體地位；表現為黨將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轉化為國家意志，并通過制度化安排加以落實；表現為黨能夠抵制并克服脫離群眾的危險，不斷整治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等損害人民利益的現象。沒有人民屬性的政治能力，就會淪為空洞的技術能力。
政治屬性。政治能力概念的政治屬性，最根本的就是要講黨性，保證全黨服從中央，堅持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就是要自覺對國之大者心中有數，時刻關注黨中央在關心什么、強調什么，深刻領會什么是黨和國家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最需要堅定維護的立場，切實把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落到行動上，不斷提升在面對復雜局勢時的統籌和協調效能。
實踐屬性。中國共產黨開展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正是在實踐中不斷鍛煉、積淀、發展政治能力的歷史。政治能力并非超歷史的抽象的理論設定，而是嵌入具體的社會情境之中，具有鮮明的實踐性。政黨只有在回應時代任務、解決現實矛盾的過程中，其政治能力才能得到體現和檢驗。實踐屬性昭示了對政治能力的要求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要在與社會矛盾運動以及歷史任務的同頻共振中不斷提升。
百余年來，在領導推進現代化建設的歷史進程中，我們黨不斷提升政治能力，適應不同階段的任務要求，把每一歷史時期所承擔的政治使命、確立的執政目標轉化為更加明確的治理要求，靈活、高效地應對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各種問題。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黨的政治建設擺在更加突出位置，深刻回答了新時代為什么要加強黨的政治建設、怎樣加強黨的政治建設等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把我們黨對自身建設規律的認識提到了新高度，也為新征程上不斷增強政治能力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增強政治能力的實踐要求
把握政治方向。一個國家實行什么樣的主義、走什么樣的道路，關鍵要看這個主義、這條道路能否解決這個國家面臨的歷史性課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提高政治能力，首先要把握正確政治方向，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在這個問題上，決不能有任何迷糊和動搖！”新征程上增強政治能力，就要始終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始終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屬性，既防止盲目照搬照抄西方國家制度，又要大膽借鑒和吸收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逐步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定型。
站穩政治立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人民立場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政治立場，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新征程上提高政治能力，就要善于從政治的高度深刻認識密切聯系群眾的重要性，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標準，善于從人民的實踐創造和發展要求中完善政策主張，善于從群眾中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案和辦法，使做出的決策和決策的執行充分體現民心民意，切實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緊緊依靠人民創造歷史偉業。
堅定理想信念。人的觀念對社會存在狀況的反映不是消極的而是能動的，這種能動性使得人們能夠根據社會和政治的發展規律和要求，選擇或形成與這種規律和發展相適應的政治思想、政治觀念、政治理論和政治理想。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信仰信念任何時候都至關重要。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念，是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是共產黨人經受住任何考驗的精神支柱。在新時代，堅定信仰信念，最重要的就是要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新征程上提高政治能力，就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領會貫穿其中的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不斷堅定馬克思主義信仰和共產主義理想，從中不斷汲取真理力量、信仰力量、道德力量，筑牢信仰之基、補足精神之鈣、把穩思想之舵。
把握大勢全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是新時代新征程黨和國家的中心任務，是新時代最大的政治。”新征程上提高政治能力，就要心懷國之大者，不斷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既要保持戰略定力，牢牢把握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不動搖，堅定不移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又要把謀事與謀勢、謀當下與謀未來統一起來，妥善應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強中長期戰略謀劃，趨利避害、奮發有為，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有利的歷史機遇和國際環境。
發揚斗爭精神。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提高政治定力和政治能力，要靠學習，更要靠政治歷練和實踐鍛煉。我一直強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絕不是輕輕松松、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要戰勝前進道路上的各種風險挑戰，沒有斗爭精神不行。”歷史充分證明，敢于斗爭、善于斗爭是我們黨克敵制勝、執政興國的重要法寶，既是精神上的不竭動力，也是實踐中的科學方法。新征程上提高政治能力，必須始終保持艱苦奮斗、奮發有為的精氣神，敢于斗爭、善于斗爭，勇于擔當作為，全力戰勝前進道路上各種困難和挑戰，同時，注重策略方法，講求斗爭藝術，堅持增強憂患意識和保持戰略定力相統一、堅持戰略判斷和戰術決斷相統一，依靠頑強斗爭不斷打開事業發展新天地。
嚴守政治紀律。一個政黨，不嚴明政治紀律，就會分崩離析。黨的政治紀律蘊含著全體黨員必須履行的責任義務，承載著對奮斗目標的價值認同。嚴守政治紀律絕不是一般問題和個人的事，而是方向性、原則性問題，是黨性，是大局，關系黨、民族、國家前途命運，是最根本最重要的紀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提高政治能力必須對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懷有敬畏之心。”“兩個維護”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的重大政治成果和寶貴經驗，是最根本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是檢驗黨員干部理想信念、政治立場、黨性修養和能力作風的試金石。新征程上提高政治能力，必須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堅決做到“兩個維護”，堅定有效捍衛黨的團結統一，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不懈奮斗。
（《光明日報》2025年8月29日第11版；作者：宋雄偉，中央黨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統一戰線教研部教授）
抗戰精神：中華民族戰勝一切艱難險阻的
強大精神動力
2014年9月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9周年座談會上深刻指出：“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壯闊進程中，形成了偉大的抗戰精神，中國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懷，視死如歸、寧死不屈的民族氣節，不畏強暴、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百折不撓、堅忍不拔的必勝信念。”此后，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重要場合談及中國人民抗戰歷史，強調偉大的抗戰精神“是中國人民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永遠是激勵中國人民克服一切艱難險阻、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的強大精神動力”。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高度凝練、精準概括了抗戰精神的形成背景、科學內涵和時代價值，為我們深入理解、傳承與弘揚抗戰精神提供了根本遵循與行動指南。
偉大抗戰精神孕育于波瀾壯闊的抗日戰爭。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是中國人民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自衛戰爭，是中華民族與日本法西斯進行的一場正義與邪惡、光明與黑暗、進步與反動的大搏斗。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制造九一八事變，發動武裝侵略中國東北的戰爭。中國人民在白山黑水間奮起抵抗，成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起點。1937年，日本侵略者以炮轟宛平縣城、進攻盧溝橋為標志，開始蓄謀已久的全面侵華戰爭，中國則展開了全民族抗日戰爭。經過14年艱苦卓絕的浴血奮戰，中國人民以付出傷亡3500萬人的沉重代價，用生命和鮮血打敗了日本侵略者，贏得了近代以來中國抗擊外敵入侵的第一次完全勝利，也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在空前慘烈的抗日戰爭中，全體中華兒女為國家生存而戰、為民族復興而戰、為人類正義而戰，社會動員之廣泛，民族覺醒之深刻，戰斗意志之頑強，必勝信念之堅定，都達到了空前的高度。無數抗戰英雄以錚錚鐵骨戰強敵、以血肉之軀筑長城，讓中華民族挺起不屈的脊梁，鑄就了彪炳史冊的偉大抗戰精神。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懷是抗戰精神的核心要義。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民族精神的核心，自古以來就流淌在中華民族的血脈之中，刻在中華民族的精神基因里。抗日戰爭中，面對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機，中國共產黨人以自己堅決抗戰到底的決心和正確的抗戰主張，展現出偉大深沉的愛國主義精神，燃起全民族救亡圖存的希望，喚起中華民族的大覺醒，使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情懷上升到一個新階段。九一八事變后第三天，中國共產黨就發出抗戰宣言，接著在當月又連續發出三份宣言和決議。盧溝橋事變發生的第二天，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通電，向全國人民呼吁：“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全體同胞在中國共產黨倡導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以強烈的家國情懷，以“誓死不當亡國奴”的民族自尊，挺身而出；各黨派、各民族、各階級、各階層、各團體同仇敵愾，共赴國難。長城內外，大江南北，到處燃起抗日烽火。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隊，分別擔負著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的作戰任務，形成了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略態勢。廣大港澳同胞、臺灣同胞、海外僑胞和海外華人，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以各種方式參加和支援祖國人民抗戰，不少同胞為國捐軀。
視死如歸、寧死不屈的民族氣節是抗戰精神的人格彰顯。中華民族歷來視氣節重如泰山，既提倡“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氣，又宣揚“玉碎不改其白，竹焚不毀其節”的高風亮節。日本發動的全面侵華戰爭是一場企圖滅亡全中國的戰爭，侵略者對中國人民極其殘暴，以慘無人道的行徑、血雨腥風的場面、令人發指的屠殺，妄圖逼迫中國人民屈服。威武不屈是中華民族對侵略者的唯一回答。面對侵略者的屠刀，中國人民大義凜然，在炮火硝煙中沖鋒陷陣，哪怕獻出寶貴的生命也要堅決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表現出中華民族的正氣、骨氣與膽氣。在與日本法西斯的殊死較量中，無數次生與死的考驗都凸顯了中國軍民崇高的民族氣節。楊靖宇、趙尚志、左權、彭雪楓、佟麟閣、趙登禹、張自忠、戴安瀾等一批抗日將領以身殉國，感天動地、氣壯山河。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路軍總司令兼政治委員楊靖宇，率部在零下40℃的嚴寒天氣里，同數倍于己的敵人浴血奮戰，最后他只身一人堅持戰斗到最后一刻。犧牲后，殘暴的日軍剖開他的腹部，發現他胃中竟沒有一粒糧食，只有草根、棉絮和樹皮。八路軍“狼牙山五壯士”、新四軍“劉老莊連”、東北抗聯八位女戰士、國民黨軍“八百壯士”等眾多英雄群體，都以視死如歸的英雄壯舉捍衛了民族的尊嚴，堅守了民族氣節。
不畏強暴、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是抗戰精神的外在特質。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歷來具有不畏強暴、敢于壓倒一切敵人而不被敵人所壓倒的英雄氣概。近代以后，面對強敵的一次次入侵，中華民族沒有屈服，而是不斷集結起隊伍，前仆后繼，頑強抗爭，誓與侵略者血戰到底，奏響了無數氣壯山河的英雄凱歌。面對日本侵略者的血腥暴行，無論形勢多么險惡、戰爭多么殘酷，中國軍民始終煥發出大無畏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和英勇頑強的戰斗精神。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指出，“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淞滬抗戰，數十萬將士前仆后繼，以血肉之軀筑起抵御的堡壘，粉碎了日軍“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狂妄迷夢；平型關伏擊戰，八路軍與日軍浴血死拼，取得首戰勝利；臺兒莊戰役，將士們在槍林彈雨中出生入死，殲滅了日軍大量有生力量，取得正面戰場大捷；百團大戰，抗日軍民縱橫捭闔，在交通干線上全面出擊，借持續激戰重挫敵人囂張氣焰……在抗日戰爭的烽火歲月里，中國軍民以“粉骨碎身渾不怕”的決絕和勇毅，投身于一場場驚心動魄的抗爭，盡顯英雄本色。八路軍某連6班途經馬石山的10名戰士，四進三出敵人包圍圈，成功護送1000余名群眾安全轉移，而10位勇士全部血灑戰場。他們以臨危不懼、奮勇抗爭、大義凜然、視死如歸的犧牲精神成為中華民族抵御外侮時最鮮明的精神標識，是抗戰精神最直觀、最震撼的外在彰顯。
百折不撓、堅忍不拔的必勝信念是抗戰精神的內在動力。中華文明歷經滄桑、飽受磨難，但始終自強不息，成為世界文明史上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華民族百折不撓、堅忍不拔。在長達14年的抗戰歲月里，必勝信念始終如同一臺強勁有力的引擎，為抗戰勝利源源不斷地注入精神動能，成為中華民族抵御外侮、捍衛尊嚴的精神支柱。信念如炬，九死未悔。無論條件多么艱苦，無論戰爭多么殘酷，無論犧牲多么巨大，中國人民從來都沒有動搖光復河山的決心。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以必勝信念和卓絕智慧，科學預見戰爭將歷經戰略防御、戰略相持、戰略反攻三個階段，引領中國軍民長期頑強抗戰，一步步積累局部優勢，疊加聚變為全局勝勢，使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在戰略上從被動轉為主動，最終實現化劣為優、以弱勝強、反敗為勝，打敗了窮兇極惡的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者，取得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最后勝利。1937年9月19日《大公報》刊載的《感謝衛國軍人》一文中這樣寫道：“今天南北戰場上，是爭著死，搶著死，因為大家有絕對的信仰，知道犧牲自己，是換取中華民族子子孫孫萬代的獨立自由，并且確有把握，一定達到。”正是因為中國人民抱定抗戰到底的信念，堅持抗戰，持久抗戰，終于使全國人民的革命斗爭匯聚成了巨大的歷史洪流，以小米加步槍的裝備，戰勝了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國主義，贏得了戰爭的最后勝利，創造了人類戰爭史上的一個奇跡。
（《學習時報》2025年8月29日第5版；作者：郭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