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文明建設是關系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千年大計。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生態文明建設擺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深刻把握生態文明建設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的重要地位和戰略意義，大力推動生態文明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不斷深化對生態文明建設規律的認識，創造性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國特色、體現時代精神、引領人類文明發展進步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形成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馬克思主義人與自然關系思想中國化時代化的最新成果，全面闡釋了人與自然、保護與發展、環境與民生、國內與國際等重大關系，集中回答了為什么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什么樣的生態文明、怎樣建設生態文明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為新時代我國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
近日，《習近平生態文明文選》第一卷出版發行，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深入學習領會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核心要義、精神實質、豐富內涵、實踐要求提供了最新的權威教材。《習近平生態文明文選》第一卷收入了習近平總書記2012年12月至2025年4月期間關于生態文明建設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其中一系列原創性成果、標識性概念充分體現了習近平總書記作為馬克思主義政治家、思想家、戰略家的深刻洞察力、敏銳判斷力、理論創造力，標志著我們黨對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的規律性認識達到新的高度。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最新理論成果在生態文明領域的集中體現
習近平總書記在《實現永續發展必須抓好生態文明建設》中指出：“我們要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位置，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自然觀和歷史觀，豐富和深化了馬克思主義的生態認識論和生態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最新理論成果在生態文明領域的集中體現。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自然界先于人與人類社會存在著，它是不依賴于人的意識而存在的客觀存在物。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界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馬克思指出：“人靠自然界生活。”恩格斯指出：“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這些觀點說明人類是通過勞動實踐而從自然界分化獨立出來的，但人類從自然界分化獨立出來以后一刻也不能脫離自然界。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不僅繼承了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更從歷史唯物主義角度創造性提出“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的重要理念，實現了對馬克思主義自然觀的豐富和發展。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超越了將自然僅視為實踐改造對象的認知局限，表達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本體論思想，實現了從“主體—客體”二元對立向共生共榮整體協同、從“工具理性”單向索取向“價值理性”和諧共生的哲學范式革命。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生產力的發展本質是人與自然之間的雙向互動與協調發展，是生態經濟統一運動的過程。馬克思指出“勞動生產力是由多種情況決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條件”，為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提供了指引。由此可見，生產力不僅包括社會生產力，還包括自然生產力。習近平總書記在《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中提出“我們既要綠水青山，也要金山銀山。寧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而且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破解了保護環境必然犧牲發展的形而上學困境，雄辯地論證了生態環境保護與經濟社會發展并非非此即彼、相互排斥，而是辯證統一、相輔相成的關系，有力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同時，習近平總書記創造性地提出“新質生產力”這一全新范疇，在《新質生產力本身就是綠色生產力》中作出了“綠色發展是高質量發展的底色”的科學論斷，蘊含著對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規律的深刻認識，是對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的豐富和發展，彰顯了新質生產力是符合新發展理念的先進生產力質態。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豐富和發展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科學社會主義追求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馬克思把人與自然界之間的和諧共生作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征。習近平總書記在《生態文明建設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征》中指出：“加強生態文明建設，是貫徹新發展理念、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人民群眾追求高品質生活的共識和呼聲。”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旗幟鮮明地將生態文明建設定位為關系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根本大計，并將其深度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這深刻表明，優美的生態環境、和諧的人與自然關系，是社會主義本質屬性的應有之義，是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不可或缺的基礎性條件。這就從科學社會主義角度闡明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不僅體現在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壓迫，更體現在能夠系統性解決資本主義無法克服的人與自然矛盾，為社會主義國家實現現代化提供全新實踐樣本，實現了對社會主義本質內涵的時代性豐富和升華。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深刻洞見人類歷史發展規律。馬克思深刻洞悉社會形態演進規律，指出：“資本一出現，就標志著社會生產過程的一個新時代”。創造文明新形態是人類的一種創造性社會實踐活動。俄國十月革命后，各國無產階級政黨在馬克思主義指引下，開啟了建設社會主義文明形態的征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生態文明是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重要構成部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深刻洞見“生態興則文明興，生態衰則文明衰”的歷史發展規律，超越了傳統工業文明以征服自然、掠奪資源為代價的不可持續模式。這一文明新形態不僅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顯著標識，更是對人類文明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和對人類文明進步方向的積極引領，實現了從被動應對環境危機到主動塑造新型文明的歷史性文明變革，為人類永續發展貢獻了超越社會制度差異的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注重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生態智慧，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重大成果，既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實踐相結合的邏輯統一，也蘊含著馬克思主義關于人與自然關系思想同中華優秀傳統生態文化相結合的時代精華。
中華優秀傳統生態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以馬克思主義真理之光洞穿歷史迷霧，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沃土涵養理論根系，成功實現了對中華民族數千年積淀的宇宙觀、倫理觀、發展觀中整體性生態智慧的革命性鍛造與時代性升華。這一重要思想將“天人合一”蘊含的混沌整體觀創造性轉化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這一具有嚴密科學內涵和鮮明實踐指向的現代生態哲學本體論，為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確立了基本遵循。這一重要思想將“仁民愛物”的樸素道德情懷創新性發展為以“共建美麗中國”全民行動為載體的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倫理規范與價值坐標，構建了超越工具理性的生態正義新尺度。這一重要思想將“取用有節”“允執厥中”的辯證治理經驗系統性淬煉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保護修復的系統治理方略，把中華民族古老智慧轉化為可操作、可考核、可持續的現代治理效能。這一系列重大轉變深刻證明，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通過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在“道”與“器”的辯證統一中，實現了中華生態智慧從抽象理念到科學理論的歷史性跨越。
“兩個結合”特別是“第二個結合”的重大理論成果。習近平總書記在《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取得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中指出：“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大力推進生態文明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兩個結合”特別是“第二個結合”熔鑄新整體，體現了辯證唯物主義的普遍聯系觀、對立統一律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萬物一體”“生生不息”的宇宙觀深度契合，徹底突破了主客二分的認識論困境。“兩個結合”特別是“第二個結合”塑造新價值，把馬克思主義“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場與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目標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民胞物與”“天地化育”的倫理精神創造性融合，實現了人民性、道德性與生態性的高度統一。“兩個結合”特別是“第二個結合”創生新路徑，把馬克思主義實踐觀點與矛盾分析方法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執兩用中”“道法自然”的治理智慧有機結合，開辟出統籌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保護、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的綠色發展系統路徑，彰顯了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有機統一。這雄辯地證明，“兩個結合”特別是“第二個結合”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形成發展的必由之路，在這一結合中，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相互成就中共同書寫了21世紀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的壯麗史詩。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蘊含的歷史文化底蘊絕非抽象符號，而是深度參與塑造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價值導向、治理邏輯與生活風尚。“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升華為“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價值靈魂，充分吸收“參贊化育”“道法自然”的古老智慧，徹底摒棄了“增長至上”“征服自然”的工業文明迷思，使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內化為全社會的發展倫理與文明共識。“仁民愛物”的倫理觀具象化為“生態惠民”的現代化治理基點，將“民惟邦本”“仁者愛人”的深厚情懷創新性發展為“良好生態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根本立場，旗幟鮮明地將改善環境質量、增進生態福祉、優化人居環境置于治國理政的核心位置，深刻詮釋了中國共產黨“為子孫后代計、為長遠發展謀”的責任擔當。“取用有節”的生活觀內化為“綠色低碳”的現代化文明風尚，以“儉以養德”“強本節用”的生存智慧，培育全社會節約意識、環保意識、生態意識，使綠色消費、低碳出行、垃圾分類等成為新時代的生活新風尚。這深刻昭示，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蘊含著將文化自信轉化為發展自覺、以歷史智慧照鑒復興道路的磅礴力量。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彰顯強大的實踐偉力，指引繪就中國式現代化的生態底色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發生了歷史性、轉折性、全局性變化，根本在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在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特別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科學指引。這一重要思想得到了實踐的充分證明，引領美麗中國建設邁出重大步伐，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生態奇跡和綠色發展奇跡。
綠色發展是新發展理念的重要組成部分。習近平總書記在《以新的發展理念引領發展》中指出：“綠色循環低碳發展，是當今時代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方向，是最有前途的發展領域。”回望人類現代化進程，一些國家曾深陷“先污染后治理”的難題，以犧牲生態環境換取一時經濟增長，最終付出高昂代價。其教訓深刻警示我們，傳統粗放式、資源消耗型的發展模式已難以為繼，資源環境的剛性約束日益成為全球性難題。綠色發展注重解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問題，是永續發展的必要條件。新時代以來，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成效顯著，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彰顯的綠色發展理念，與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相輔相成、相互作用，不僅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而且推動實現了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綠色發展理念推動中國的發展走向歷史性、全局性轉變，實現了從“先污染后治理”的末端被動應對轉向“源頭嚴防、過程嚴管、后果嚴懲”的全鏈條主動治理，成為解碼中國經濟巨輪行穩致遠的生態密訣，彰顯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引領發展范式深刻變革、開辟高質量發展嶄新境界的磅礴實踐偉力。
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習近平總書記在《加快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建設美麗中國》中指出：“我們要建設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既要創造更多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這一重要論述深刻揭示了中國式現代化對西方現代化的超越。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聚焦建設美麗中國，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健全生態環境治理體系，推進生態優先、節約集約、綠色低碳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這概括了習近平總書記對現代化發展道路生態轉向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極大豐富發展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體系。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摒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深刻說明現代化建設必須尊重自然規律、順應自然演進、保護自然價值，最終實現人類福祉與生態健康的雙贏，破解了“增長陷阱”與“生態赤字”的世界性難題，從根本上變革、矯正了西方現代化的非生態性和反生態性，推動實現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美好生活狀態。
推動實現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保護的有機統一。如何平衡生態環境保護與經濟社會發展，是各國在現代化進程中面臨的普遍性、根本性難題。習近平總書記在《推進生態文明建設需要處理好幾個重大關系》中指出：“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保護是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高水平保護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生態優先、綠色低碳的高質量發展只有依靠高水平保護才能實現。”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把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綠色化、低碳化作為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環節，創造性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這一重要理念深刻揭示了生態環境保護與經濟社會發展具有內在統一性，指引我們深刻認識綠水青山既是自然財富、生態財富，更是蘊藏著巨大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的寶貴資產，科學闡明“保護”與“發展”不是對立選項，而是可以相互轉化、相得益彰的統一體。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與實踐，展現出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最具標識性、最具穿透力的實踐偉力。它打通了“綠”與“富”相互轉化的現實通道，以其深刻的辯證法和卓越的實踐智慧，為中國式現代化注入了源源不斷的綠色動能，也為全球破解發展與保護難題、實現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極具借鑒價值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全球生態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展現出非凡的世界貢獻
習近平總書記在《共謀全球生態文明建設之路，努力建設清潔美麗的世界》中指出：“人類只有一個地球，保護生態環境、推動可持續發展是各國的共同責任。”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以人類前途為懷、以人民福祉為念，是在世情國情社情發生復雜深刻變化的歷史條件下，對生態文明建設的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作出的科學解答，為推動構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贏的全球環境治理體系作出了巨大貢獻。
實現了對西方環境理論和可持續發展觀的超越。長期以來，主導全球話語的現代西方環境理論對人與自然的關系，大多都過于強調人的利益，認為保護自然僅僅是服務于人的需要，或囿于“人類中心主義”與“生態中心主義”的二元對立，或陷于技術至上、市場萬能的工具理性迷思，或屈服于資本邏輯主導下的生態資源掠奪與全球治理失衡。西方的可持續發展觀也重在解決貧困、饑餓、環境衛生等基礎性問題，未能體現追求高質量發展、高水平保護等高階目標，在解決日益嚴峻的全球性生態危機時，難以提供真正公平、普惠、可持續的全球方案。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摒棄了西方理論中的割裂思維，一方面提出“地球生命共同體”的重要理念，強調生態文明建設關乎人類未來，必須加強合作，從全球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治理的維度超越了現代西方環境理論；另一方面旗幟鮮明地超越了資本邏輯對生態治理的異化，把解決突出生態環境問題作為民生優先領域，強調堅持生態惠民、生態利民、生態為民，體現了人民至上的價值立場，為構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生態治理新秩序注入了強大的道義力量。
綠色“一帶一路”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在全球范圍的重要實踐。習近平總書記在《積極打造“綠色絲綢之路”》中指出：“努力把‘一帶一路’建設成為和平之路、繁榮之路、開放之路、綠色之路、創新之路、文明之路。”全球可持續發展常常陷于結構性困境，系統性生態危機呼喚緊密高效的全球合作。但傳統發展合作體系長期割裂發展與環保，迫使眾多發展中國家在增長壓力下透支生態資本，深陷“先污染后治理”或“有增長無發展”的惡性循環，加劇了全球生態不公，成為構建地球生命共同體的巨大障礙。習近平主席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上指出：“要踐行綠色發展的新理念，倡導綠色、低碳、循環、可持續的生產生活方式，加強生態環保合作，建設生態文明，共同實現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綠色是“一帶一路”的鮮明底色和內在屬性，共建綠色“一帶一路”，就是探索一條“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共同繁榮之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倡導并推動將綠色發展理念全方位、深層次融入“一帶一路”倡議，從頂層設計到落地實施，“綠色”成為貫穿基礎設施“硬聯通”、規則標準“軟聯通”、民心相通“心聯通”的核心因素。向共建國家大規模轉移光伏風電等先進清潔能源技術，成立“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國際聯盟等機制化平臺，系統性分享環境治理經驗……綠色“一帶一路”以看得見、摸得著的合作成果，為破解全球發展困境、促進共同繁榮提供了極具說服力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體是解決全球發展問題的重大創新。地球是人類共同的、唯一的家園。習近平總書記在《共同構建地球生命共同體》中指出：“我們要加快形成綠色發展方式，促進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雙贏，構建經濟與環境協同共進的地球家園。”習近平總書記呼吁國際社會加強合作，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體。共建地球生命共同體，是習近平總書記站在促進人類可持續發展的高度提出的破解當前人類發展面臨困境的原創性概念。當前，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喪失等全球性生態危機深度交織，傳統治理體系碎片化、低效化問題突出，人類發展面臨前所未有的系統性風險，迫切需要一種超越狹隘國家利益、具有整體性視野和包容性價值的新理念引領變革。共建地球生命共同體的重大理念深刻洞悉生態興衰決定文明存續的歷史鐵律，呼吁國際社會超越零和博弈，樹立休戚與共、責任共擔的共同體意識，將全人類共同福祉置于全球治理的核心。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將中國自身發展與世界整體發展緊密聯系在一起，將人類的命運與地球上廣泛的生命聯系在一起，指引我們積極參與全球生態環境治理，加強南南合作，促進人類可持續發展，充分彰顯了我國作為全球生態文明建設參與者、貢獻者、引領者的歷史擔當。
（《人民日報》2025年8月6日第9版，中國人民大學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研究中心）
中華文脈歷經數千年滄桑而延綿不絕，新時代是中華文化走向繁榮興盛、續寫歷史輝煌的時代。習近平文化思想是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相互交織、相互影響的時代背景下產生的，是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深刻互動的歷史進程中形成的。這一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時代我國文化建設舉什么旗、走什么路、堅持什么原則、實現什么目標等根本性問題，為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指明了前進方向，樹立起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文化旗幟，成為中國文化建設的重要里程碑。理論創新每前進一步，理論武裝就要跟進一步，研究闡釋就要深入一步。深化習近平文化思想體系化學理化研究闡釋，乃社科理論界和文化界的使命所系、責任所在。
習近平文化思想是明體達用、體用貫通的科學體系，內容博大精深。對這一思想的研究闡釋應作為一個整體來把握，注重從學術基礎、實踐導向、國際視野、歷史維度等方面著力，不斷拓展深度和廣度，做到“致廣大而盡精微”。從學術基礎上著力，就需要充分運用哲學社會科學各學科的學術資源，推動習近平文化思想研究闡釋與馬克思主義理論、哲學、文學、歷史學、社會學、文化人類學等學科相結合，吸收借鑒其概念、方法、理念，積極開展多學科、跨專業的集中攻關，充分闡發這一思想的道理學理哲理；從實踐導向上著力，就需要把握習近平文化思想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的理論品格，研究探索解決推進文化建設面臨的現實問題，面向中國田野、研究中國問題、成就中國學問；從國際視野上著力，就需要將習近平文化思想放在世界范圍各種思想文化相激相蕩背景中去考察，汲取國外有益的學術成果和研究方法，思考如何鞏固文化主體性、提升中華文化的影響力，如何推動不同文明平等交流、互學互鑒；從歷史維度上著力，就需要把習近平文化思想研究和當前的文化建設實踐，放到整個中國文化發展和中國共產黨領導文化和意識形態建設的歷史過程中，放到世界文化發展的歷史過程中來理解和認識，充分揭示這一思想的歷史地位和歷史意義，增強工作的歷史自覺和歷史主動。
習近平文化思想是堅持“兩個結合”、推進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創新的重大成果，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突破性、引領性的重大觀點和核心概念。加強對這一思想原創性概念、范疇和理論觀點的研究闡釋，有助于不斷深化理解其思想內涵、豐富發展其思想體系。比如，對于“兩個結合”，應深入研究為什么說“兩個結合”是我們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寶，“第二個結合”為什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怎樣為推進理論創新和文化創新打開了空間。比如，對于文化自信和文化主體性，應深入認識堅定文化自信對國家和民族發展的特殊重要性，鞏固文化主體性對中華文明傳承發展的重要意義，堅守文化主體性與促進文明交流互鑒的關系。再比如，對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應從學理上深入研究其文化意義、文化作用，如何正確把握中華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關系，如何增進文化認同和凝聚力向心力。可以說，習近平文化思想為構建中國特色文化理論學術話語體系提供了豐富思想資源。我們可以由此出發，構建兼具中國立場、世界表達與國際傳播力的學術話語體系，形成能夠解釋中國文化實踐、指導中國文化發展的理論范式。
理論源于實踐又引領實踐。習近平文化思想來自實踐，是新時代黨領導文化建設實踐經驗的理論總結。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把文化建設擺在治國理政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一個領域一個領域地謀劃指導、部署推進，作出的決策部署之全面、論述之豐富系統，在黨的歷史上是不多見的，并在新時代文化建設歷史性成就和歷史性變革中展現了強大實踐引領力。我們深化研究闡釋，需要將這一思想置于其形成和發展的時代背景下去把握，在理論與實踐的互動和映照中加深理解認識、把握思想精髓。同時，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和發展，與習近平總書記在地方工作期間對文化建設的深入思考一脈相承、密不可分。比如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工作期間，把加快建設文化大省納入“八八戰略”，擘畫實施文化建設“八項工程”，鮮明提出文化是“經濟發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導航燈’、社會和諧的‘黏合劑’”，提出“‘文化經濟’的本質在于文化與經濟的融合發展”，提出“文化建設的根本目的是滿足群眾文化需求，實現好人民群眾文化權利”，提出“保護和傳承文化遺產是每個人的事”，提出“做好傳統文化創新的文章”，提出“要在高度的自省中虛心汲取全人類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等等。這些當時提出的一系列具有遠見卓識的新觀點、新論斷、新舉措，為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提供了寶貴思想資源和實踐依據。因此，做好理論溯源研究，對于深刻認識習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學體系、豐富內涵、精神實質、實踐要求，在新的實踐基礎上進一步推進理論創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理論研究是學習、宣傳的基礎，隨著習近平文化思想研究闡釋的深入，必將推動廣大黨員、干部更好地用這一思想武裝頭腦、指導和推動工作。廣大宣傳思想文化工作者應帶頭學深悟透，體悟好這一思想蘊含的理論和方法、境界和情懷，把握好這一思想對我們國家、民族的文化發展乃至對世界文明進步的重大意義，從而承擔起明理弘道、以文化人的責任，推出更多有理論創見、實踐價值的研究成果，以真理之光照亮文化繁榮之路，讓我們的文化延綿不絕，讓我們的創造生生不息，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深厚持久、蓬勃向上的精神文化支撐。
（《求是》雜志2025年第15期特約評論員）
經濟全球化與發展新質生產力
經濟全球化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和科技進步的必然結果，符合人類長遠利益。當前，我國正在以科技創新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背景下，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僅僅依靠自身力量解決所有創新難題，加強科技創新離不開構建開放創新生態、促進國際科技創新合作。《習近平經濟文選》第一卷中的多篇著作都對構建開放創新生態、促進國際科技創新合作作出深刻論述。比如，《加強科技供給，服務經濟社會發展主戰場》指出：“要增強我們引領商品、資本、信息等全球流動的能力，推動形成對外開放新格局，增強參與全球經濟、金融、貿易規則制訂的實力和能力，在更高水平上開展國際經濟和科技創新合作”；《深化對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的認識》指出：“要堅持開放創新，加強國際科技交流合作”；《中國式現代化要靠科技現代化作支撐》指出：“科技進步是世界性、時代性課題，唯有開放合作才是正道”；等等。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論述，為我們建設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開放創新生態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經濟全球化面臨諸多挑戰和困難。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國家安全概念泛化、地緣政治沖突加劇、單邊主義和霸凌主義增多，加劇了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不確定性，也直接或間接抑制了經濟全球化進程。各國在加強雙邊和多邊合作的同時，也在積極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論述，必須加強國際科技創新合作，積極主動融入全球科技創新網絡，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
發展新質生產力，要把握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大勢
習近平總書記在《什么是新質生產力，如何發展新質生產力》中指出：“科技創新能夠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核心要素”；在《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把握未來發展主動權》中指出：“當今世界，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第一競爭力”。經濟全球化表面上看是商品、資本、信息等在全球廣泛流動，但本質上主導這種流動的力量是人才、是科技創新能力。當前，科技創新的全球化正在成為經濟全球化的主要特征和深入發展的強大動力，也是應對許多全球性挑戰的有力武器。
從科技發展看，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機器人、量子計算、生物醫藥、新能源、通信技術等前沿領域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在催生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的同時，為全球經濟復蘇與轉型注入了新活力。比如，隨著互聯網、物聯網等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應用，數字經濟發展速度之快、輻射范圍之廣、影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已經成為重組全球要素資源、重塑全球經濟結構、改變全球競爭格局的關鍵力量，并進一步滲透到社會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推動全球經濟轉型升級。各國競相制定相關發展戰略、出臺鼓勵政策，推動數字經濟發展。又如，綠色發展已成為經濟全球化的重要趨勢，世界主要國家大都通過加強綠色科技創新，提高資源利用效率、降低發展的資源環境代價，更好應對氣候變化、促進綠色低碳發展轉型。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突飛猛進，科學技術和經濟社會發展加速滲透融合，創新資源在世界范圍加快流動，各國經濟科技聯系更加緊密，開放創新與協同創新成為科技創新的重要方向。只有以開放心態和行動全面融入全球創新網絡，才能更好利用全球創新資源，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
從國際競爭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科技革命與大國博弈相互交織，高技術領域成為國際競爭最前沿和主戰場，深刻重塑全球秩序和發展格局。世界主要國家紛紛出臺新的創新戰略，加大投入力度，加強對人才、專利、標準等戰略性創新資源的爭奪。近年來，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崛起，在科技創新、產業升級、體制改革等方面取得顯著進展，不僅對全球經濟發展產生重要影響，也對傳統國際市場的競爭格局提出挑戰。同時，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推動電子商務、數字貿易等新型貿易方式蓬勃發展，國際貿易和投資活動的范圍和規模不斷擴大，各國之間的競爭日益激烈。國際市場競爭力的來源越來越依靠各種形式的創新，既包括科技創新、業態創新，也包括管理創新、商業模式創新等。新質生產力作為科技進步、產業升級與商業模式變革的結晶，正在成為一個國家增強國際競爭力的主要源泉。
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能夠推動經濟轉型升級和結構優化，實現可持續發展，進而在國際競爭中不斷提升競爭力。具體來看，通過匯集全球創新要素，加強科技創新特別是原創性、顛覆性科技創新，能夠培育發展新動能；通過挖掘消費者潛在需求、開發新產品，并依靠技術創新降低新產品新業態新模式的成本，能夠引領新產品新業態新模式快速健康發展；通過及時將科技創新成果應用到具體產業和產業鏈上，能夠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培育壯大新興產業，布局建設未來產業，進而以自身的產業深度轉型升級帶動全球產業鏈的轉型升級。
管理創新、制度創新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政府通過提供更優質的公共服務、不斷改善營商環境、營造鼓勵創新創業的良好氛圍等，能夠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讓創新成為驅動發展的新引擎。在這一過程中，企業更好適應市場需求的變化，通過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能夠在全球范圍整合資源，不斷提高生產效率以及產品與服務質量，降低生產成本，進而在全球價值鏈中獲得更高地位和更大話語權。
發展新質生產力，要積極應對經濟全球化的新挑戰
當前，經濟全球化在深入發展的同時，也面臨新的挑戰，呈現出逆全球化思潮抬頭、貿易規則碎片化等特點。習近平總書記在《以新的發展理念引領發展》中指出：“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局面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和規則正在面臨重大調整”。從歷史唯物主義視角看，經濟全球化面臨的新挑戰源于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發展不適應。全球范圍的生產力快速發展，要求生產關系與之相適應。但逆全球化思潮抬頭、貿易規則碎片化等導致生產關系變革滯后，阻礙了技術、資本、數據的自由流動，制約了生產力的發展，也對我國發展新質生產力形成挑戰。
長期以來，一些西方國家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占據了國際產業鏈大多數產業的高端部分，從中獲取巨大利益。這樣巨大的利益，也促使這些西方國家的經濟發展更多依賴產業鏈中的高端產業，導致其國內制造業出現了空心化和結構失衡等問題。隨著近年來世界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加上西方現代化所固有的弊端，一些西方國家內部增長和分配、資本和勞動、效率和公平等矛盾更加突出。一些西方政客錯誤地把其國內的發展問題和政策失誤歸咎于經濟全球化，致使貿易保護主義與單邊主義抬頭，國際貿易壁壘增加，科技交流受限，限制了生產力發展所要求的技術擴散與市場拓展。同時，多邊主義受到阻礙和挑戰，導致相關領域的治理機制、規則分化，要素流動的制度成本上升。這些現象的出現，大大降低了各國融入全球創新網絡的效率，為各國發展帶來新的風險和挑戰。在我國經濟發展實踐中，這些挑戰集中體現為我國發展面臨的外部環境發生不利變化。這充分表明，生產關系滯后已經阻礙了先進生產要素的全球配置。積極應對這一挑戰，要以創新推動全球生產關系調整優化，引領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
習近平總書記在《什么是新質生產力，如何發展新質生產力》中指出：“新質生產力的顯著特點是創新”；在《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中指出：“多邊貿易體制和區域貿易安排一直是驅動經濟全球化向前發展的兩個輪子”；在《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中指出：“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促進國際經濟秩序朝著平等公正、合作共贏的方向發展”。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論述，要旗幟鮮明地反對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倡導平等、開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經濟治理觀，完善自由開放的國際貿易體系，充分利用世界貿易組織等貿易平臺以及各種雙邊、多邊貿易協議，推動構建公正、合理、透明的國際經貿規則體系，促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維護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暢通，推動全球經濟進一步開放、交流、融合。同時，要統籌推進科技創新與管理創新，加強產業協同，推動全球范圍的生產關系不斷完善。
具體來看，在科技創新方面，圍繞數字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創新，加強數字技術基礎研發能力，并通過數據驅動優化全球資源配置、通過跨境電商等數字化平臺降低市場進入成本；圍繞經濟社會發展綠色低碳轉型，通過加快綠色科技創新和先進綠色技術推廣應用、發展綠色低碳產業和供應鏈等，助力降低全球碳排放，進而打破貿易保護主義。在管理創新方面，通過大力發展智能制造，以自動化與大數據提升生產效率，增強我國“走出去”企業在貿易規則碎片化背景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競爭力，并進一步推動全球價值鏈供應鏈優化調整。在產業協同方面，通過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推動技術與基礎設施合作，幫助共建國家打破傳統價值鏈低端鎖定，實現產業轉型升級，進一步融入全球分工，化解經濟全球化紅利分配不均的矛盾。
同時需要看到，隨著科技創新成為全球競爭的主戰場，應當加強科技政策和產業政策的協調，更好引導全球科技資源配置，避免錯配和浪費甚至由此引發的沖突。當前，各國所處發展階段不同、經濟體制不同、市場環境不同，應積極倡導各國之間加強溝通，營造公平、公正的市場環境；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降低關稅、非關稅壁壘，促進商品和服務自由流通。同時，跨國企業的發展壯大，對國際法治環境建設提出更高要求。通過司法合作、法律援助等方式優化國際法治環境，有利于解決跨國投資和企業運營中的法律糾紛和問題。此外，要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完善相關法律法規，規范企業行為，為技術創新和產業發展提供法治保障。
這些創新性舉措，能夠促進重塑全球生產方式，改善生產關系，既為我國發展新質生產力提供保障，又為全球經濟治理注入合作動力，推動全球經濟治理向更具包容性、平衡性方向發展。
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助力新質生產力加快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在《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中指出：“依托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以國內大循環吸引全球資源要素，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聯動效應，提升貿易投資合作質量和水平。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在《什么是新質生產力，如何發展新質生產力》中指出：“要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為發展新質生產力營造良好國際環境”。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論述，為我們以開放創新推動發展新質生產力提供了科學指引。
發展新質生產力既需要政府超前規劃引導、科學政策支持，也需要市場機制調節、企業等微觀主體不斷創新，是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場“無形之手”共同培育和驅動形成的。因此，要通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構建與之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這不僅能夠以新科技推動智能制造，進而重構生產方式，而且能夠通過平臺經濟、共享經濟等的創新，優化資源配置，還能夠通過全球化的網絡合作，促進國際生產協同。因此，必須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既為發展新質生產力營造良好國際環境，又促進構建新型生產關系。
在新的時代條件下，高水平對外開放作為集聚全球技術、人才、數據等先進優質生產要素的重要前提，在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推進高層次協同開放，不斷拓展開放的廣度與深度，充分發揮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的作用，能夠積極回應時代需求，提高開放綜合效能，打造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激活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動能。當前，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正在從商品、服務、資金、人才等要素流動型開放向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轉變。制度型開放旨在通過健全完善相關規則、制度等，進一步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推動產業升級與結構調整，提高經濟運行的效率和創新能力；同時，提升在國際市場中的制度話語權，塑造更加有利于本國經濟發展、促進世界經濟繁榮的國際規則體系。
對于發展新質生產力來說，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能夠更好適應創新需求。比如，發揮技術、數據等新型生產要素在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中的作用，要求以產權制度明晰創新收益、以分配制度激勵技術研發、以組織形式促進跨國協同。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通過規則國際化、治理現代化，推動產權保護機制、市場機制、投融資體制等的全面優化，能夠推動實現技術、數據等新型生產要素的高效配置，進而激發新質生產力的創新潛能。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還能更好促進技術、資本、人才的自由流動。比如，通過降低市場準入門檻和提升政策透明度，促進要素自由流動和配置，強化技術創新激勵，能夠為轉變發展方式創造良好環境；通過打造有利于合作共贏的外部環境，促進金融服務國際化，參與并引領數字經貿規則制定，能夠為發展新質生產力吸引和積聚全球先進生產要素。為此，要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在產權保護、產業補貼、環境標準、勞動保護、政府采購、電子商務、金融等領域實現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相通，打造透明穩定可預期的制度環境，促進新質生產力加快發展。
（《人民日報》2025年8月5日第9版；作者：張宇燕、蘇劍、邵宇佳，本文系全國政協“發展新質生產力學理研究”課題成果）
系統工程以大系統乃至巨系統為研究對象，突出強調系統的內部結構及其相互關系，要求以復雜性、整體性、有序性、協同性的思維方法去分析解決問題。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論述依法治國、國防和軍隊建設、環境治理、中國式現代化、改革等重要問題時，多次稱其為“系統工程”。深入學習相關重要論述，領悟其中蘊含的戰略眼光和系統思維，對于蹄疾步穩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各項事業、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2014年10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強調，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必須統籌兼顧、把握重點、整體謀劃，在共同推進上著力，在一體建設上用勁。“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法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全面依法治國是“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人民當家作主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呼喚系統思維，涉及法治建設的全過程與各領域，牽一發而動全身，改一制而觸全局。一方面，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應當做到面面俱到、環環相扣，以戰略思維從整體和長遠的角度進行頂層設計，把法治建設與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黨的建設等各個領域的工作緊密結合起來，確保法治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各項事業的助推器和壓艙石。另一方面，要在加強和改進黨對法治工作領導的前提下，統籌立法、司法、執法、守法等法治建設的各個環節，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把法學研究、法學教育、法治宣傳與法治實踐深度融合，系統整合法治建設要素，充分暢通法治建設環節，切實推進建設法治國家的系統工程。
2015年11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軍委改革工作會議上強調，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我們制定改革方案堅持了體系設計的原則，實施改革方案也要貫徹體系配套的思想，增強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確保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得到充分體現，確保新舊體制順利對接、平穩過渡。“國家大柄，莫重于兵。”歷史無數次證明，沒有強大的國防和軍事力量，國家統一、領土完整、人民幸福都將無從談起。為了適應現代軍事新變化，以過硬的戰斗力應對潛在危險，必須以習近平強軍思想為指導，堅持政治建軍、改革強軍、科技強軍、人才強軍、依法治軍，很明顯，這是一個涉及思想教育、組織建設、體制改革、科技創新等多個方面的系統工程，要以系統思維去主動經略。政治建軍是立軍之本，強調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要圍繞理想信念抓好軍隊思想教育和理論武裝工作，永葆忠誠為民的鮮明本色。改革強軍是必由之路，黨的十八大以來，圍繞領導指揮體制、規模結構和力量編成、跨軍地治理等，我軍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取得一系列歷史性變革。科技強軍是強大引擎，要瞄準軍事科技創新的底層和前沿問題，努力打造新質戰斗力的增長極。人才強軍是關鍵所在，必須以政治品質、專業能力、創新能力等為基本標準著力培養聯合作戰指揮人才、新型作戰力量人才、高層次科技創新人才、高水平戰略管理人才，充分發揮人才的引領支撐作用。依法治軍是重要保障，強調以法治手段從嚴治軍的基本方略，加快構建中國特色軍事法治體系，為建設世界一流軍隊奠定法律保障。
2018年5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上強調，環境治理是系統工程，需要綜合運用行政、市場、法治、科技等多種手段。環境要素的復雜性、生態系統的完整性、自然地理單元的連續性、經濟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決定了生態環境保護必須堅持系統觀念、協同治理。環境問題本質上是經濟發展方式問題，同時也是重大的政治問題和社會民生問題。要“分其詳于下”，在具體工作中始終堅持系統思維，構建政府、企業、組織、公眾共同參與的多元主體格局，訴諸制度、市場、科技、文化、教育等多維實踐手段，從系統工程和全局角度尋求新的治理之道，不能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各管一攤、相互掣肘，而必須統籌兼顧、整體施策、多措并舉，全方位、全地域、全過程開展生態文明建設。充分運用協同思維，強化目標協同、多污染物控制協同、部門協同、區域協同、政策協同，不斷推動局部和全局相協調、治標和治本相貫通、當前和長遠相結合，既持續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又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推動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保護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2023年2月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強調，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統籌兼顧、系統謀劃、整體推進，正確處理好頂層設計與實踐探索、戰略與策略、守正與創新、效率與公平、活力與秩序、自立自強與對外開放等一系列重大關系。中國式現代化是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體現科學社會主義先進本質，不同于且超越西方現代化模式的全新圖景，是通向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必由之路，其長期性和艱巨性要求我們必須以系統思維去統籌謀劃。從現代化的角度看，中國共產黨波瀾壯闊的奮斗史就是不斷探索并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歷史。中國共產黨以清晰的時間表、明確的任務書為實現現代化進行了科學謀劃和系統布局，具有鮮明的有序性、長期性和系統性，集中體現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系統工程導向。作為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系統性變革，中國式現代化以社會整體發展為目標，涉及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軍事、外交、黨建等多個領域，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既要加強頂層設計，強調戰略謀劃與整體推進，也要在統籌協調上做大文章，統籌相互交織的各個領域協同改革，防止單兵突進、畸重畸輕。
2024年10月2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強調，改革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講求科學方法，處理好方方面面的關系。改革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選擇，更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全面深化改革進入深水區、攻堅期，動真碰硬、闖灘涉險成為常態，需要我們從復雜性系統的角度出發，統籌各個方面、各個層次、各個要素，注重推動各項改革相互促進、良性互動、協同配合，以便更好地回應和解決現實難題。改革不是零敲碎打的調整，而是整體推進與協同創新。要想抓好改革這項系統工程，必須講求科學方法。注重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內在要求，也是推進改革的重要方法。要打破過往“頭痛醫頭”的碎片化思維方法，以全局視野洞察關聯，以戰略定力謀劃舉措，以制度創新集成效能。運用系統思維處理好改革所涉及的方方面面關系，把握好改革和法治的關系，協調好破和立的辯證關系，平衡好改革和開放的關系，統籌好部署和落實的關系，以確保改革舉措相互配合、改革進程有序推進以及改革成效持續顯現。
（《學習時報》2025年8月4日第3版；作者：楊永浦）
準確把握“十五五”時期的階段性要求
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召開部分省區市“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座談會時指出，謀劃“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必須準確把握“十五五”時期的階段性要求，著眼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緊緊圍繞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一個領域一個領域合理確定目標任務、提出思路舉措。今年是“十四五”規劃的收官之年，當前黨和國家正在科學謀劃和制定“十五五”規劃，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要求，必須準確把握“十五五”時期的階段性要求，著眼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緊緊圍繞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一個領域一個領域合理確定目標任務、提出思路舉措。
“十五五”時期的歷史方位與階段任務
正確認識我國所處的歷史方位和階段任務，是我們做好一切工作的基本依據和根本出發點。
“十五五”時期的歷史方位。從歷史方位和時代背景來看，“十五五”時期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五年。我國從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到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基本實現，至少需要上百年時間，這一段時間都屬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十五五”時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五年。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我國取得了歷史性成就、發生了歷史性變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十五五”時期是我國新發展階段的五年。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之后，我們要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這標志著我國進入了一個新發展階段。”可見，“十五五”時期這五年是我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基礎上，邁向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新征程的重要階段，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夯實基礎、全面發力的關鍵時期。編制“十五五”規劃要符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要切合新時代的特點，需立足新發展階段。
“十五五”時期的階段任務。“十五五”時期是“十四五”規劃的深化期，需鞏固科技自立自強、產業鏈韌性提升等既有成果，同時也需解決發展不平衡、內需不足等深層次矛盾；是緊扣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共同富裕取得實質性進展等實現突破的現代化進程中的關鍵躍升期；是面對全球科技競爭加劇、氣候變化壓力增大、地緣政治風險突出的復雜國際環境的百年變局期；是統籌發展和安全，增強發展主動權，使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決勝期。為此，要準確把握這一階段的歷史方位，以新質生產力重塑發展動能，以制度型開放拓展發展空間，將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貫穿全程，構建新發展格局，以共同富裕實質性進展夯實發展根基，在復雜變局中贏得戰略主動，為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奠定決定性基礎。
“十五五”時期的階段性要求
準確把握“十五五”時期的階段性要求，是科學編制規劃、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關鍵。
準確把握經濟增長速度的階段性要求。經濟增長速度是五年規劃的首要階段性目標。一個國家能夠實現的經濟增速，一是取決于其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通常而言，經濟發展處于工業化初期時增速較高，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將保持中高速。二是取決于各類生產要素資源的合理配置水平。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只有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這個核心問題，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才能更好激發全社會內生動力和創新活力，從而保持合理的經濟增長速度。三是取決于國家的長期發展目標。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到2035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根據世界銀行數據，目前中等發達國家人均GDP約為3萬美元，而2024年我國人均GDP 為1.34萬美元。據此估算，到2035年前，我國GDP年均增長率要在4.5%以上才能確保實現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的發展目標。雖然我們不盲目追求增速，但是要重視發展的質量和可持續性。近兩年來，我國一直將年度經濟增長率目標定在5%左右，如果在“十五五”期間保持這一增速，那將為2035年目標的實現打下堅實基礎。同時，面對當前內需不足、消費動力偏弱與群眾急難愁盼交織的現實，我們也要將民生改善與經濟增長有機統一，構建內需驅動型發展新模式。
準確把握科技創新的階段性要求。“十五五”期間，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必須將發展新質生產力作為核心引擎。因此，科技創新將成為推動我國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提高核心競爭力的關鍵因素。2024年我國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投入超過3.6萬億元，全社會研發投入與GDP之比從2012年的1.91%提高到2.68%，全球創新指數排名由34位上升到第10位。研發人員總量已連續多年保持世界第一。我國已在人工智能、5G、大飛機制造、衛星導航、載人航天、核電技術、量子信息、生物醫藥等領域取得了一系列顛覆性的創新成果，已完全具備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基礎條件。“十五五”期間，要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聚焦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完善“揭榜掛帥”“賽馬”等機制，集中資源攻關核心技術。對在發展新質生產力中起主導作用的科技創新領域加大投資，積極培育壯大新興產業、未來產業，推動傳統產業改造提升，激發數字經濟創新活力，尤其是要投資前瞻性、全局性、系統性的重大科技創新和關鍵核心技術領域，如高端芯片、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生物技術、新能源等。持續加大投入，加快科技成果轉化應用，以科技創新催生新發展動能。
準確把握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階段性要求。“十五五”時期我們要因地制宜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做大做強實體經濟，統籌推進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培育壯大新興產業、謀劃布局未來產業。這五年是我國經濟實現新舊動能轉換的關鍵期，而促成這一轉換得以完成的關鍵在于產業轉型升級的順利完成。當前，我國傳統產業的體量仍然巨大，在制造業中的比重在80%以上。由于受我國人口結構變化影響，勞動力成本近年來加速上升，加上遭遇外部沖擊，使作為支撐外貿出口和吸納就業主力軍的傳統產業受到明顯影響。因此，“十五五”期間要加速推進新型工業化，對傳統產業實施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改造。同時，產業轉型還體現在為了滿足消費者對產品和服務日益增長的品質化、個性化、智能化需求，需通過新技術提升文化娛樂、養老、旅游等服務業質量。
準確把握協調發展的階段性要求。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要破解不平衡不充分矛盾就要協調發展，包括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推動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的各個環節、各個方面相協調。現階段，要深化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的引領作用，推動中西部產業梯度轉移來實現區域協同發展。以縣城為樞紐構建縣域經濟體系，保障糧食安全，破除城鄉二元結構，以此實現城鄉融合發展、有序推進鄉村全面振興。提升文化軟實力，培育現代文明，實現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
準確把握改革開放的階段性要求。改革開放是黨和人民事業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當前我們要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十五五”時期，要牢牢把握高質量發展這個首要任務，緊緊圍繞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聚焦關鍵領域，推動改革走深走實。深化國資國企改革，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提升核心競爭力，優化國有經濟布局，同時，認真落實民營經濟促進法，推動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破除行政壟斷與地方保護，特別是實行全國統一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激發民營企業活力，營造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營商環境。深化財政金融體制改革，健全現代預算制度，優化稅制結構，全面實施零基預算，完善金融監管與風險處置機制。對標國際規則，擴大服務業開放，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實行高水平開放。
準確把握民生福祉的階段性要求。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穩步推動共同富裕。民生福祉持續改善，解決好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如就業、教育、醫療、社保、托育、養老等，將是“十五五”期間的重點工作。新時代，人民群眾對高品質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長，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保障就業優先，優化創業促進就業政策環境，支持和規范發展新就業形態。實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勞動報酬占比，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扎實推進共同富裕取得實質性進展。增加高品質住房供給，堅定推進房地產回升向好。逐步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優化教育、醫療、養老資源布局，健全社會保障體系。特別是要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少子化，構建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大力發展銀發經濟。
準確把握綠色發展的階段性要求。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新能源技術和新型儲能技術取得突破，綠色經濟成為支撐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我國力爭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在“十五五”期間，我們要錨定“雙碳”目標，實施能源革命，構建新型電力系統，努力到2030年使非化石能源消費占比達25%左右。對傳統鋼鐵、化工等高耗能行業進行綠色改造，發展循環經濟，實現產業低碳化。實施生態治理，強化大氣、水、土壤污染聯防聯治，守住生態紅線。加大綠色低碳技術創新和應用推廣支持力度。完善綠色金融體系。倡導簡約適度、綠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建立健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
準確把握統籌發展和安全的階段性要求。國家安全是中國式現代化行穩致遠的重要基礎。“十五五”時期，要通過建立關鍵產業備份系統，保障能源資源供應，保證產業鏈安全，加強糧食、能源、礦產、數據、網絡、金融、產業鏈等重點領域的安全能力建設，特別是確保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穩定安全供給。強化經濟安全保障，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債務、房地產、金融等風險。通過完善風險監測預警和應急管理體系，提升應急管理能力，防范重大公共衛生事件，保證高水平社會治理。提升防災減災救災能力，完善社會治安防控體系，防范化解社會矛盾，推進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建設。
（《學習時報》2025年8月6日第1版；作者：崔友平，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