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實現“十四五”規劃目標任務的關鍵一年。面對外部壓力加大、內部困難增多的復雜嚴峻形勢，黨中央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沉著應變、綜合施策，經濟運行總體平穩、穩中有進，高質量發展扎實推進，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任務即將順利完成，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持續增強，中國式現代化邁出新的堅實步伐。
一年來的發展歷程很不平凡，成績令人鼓舞。一是全年經濟運行前高、中低、后揚。一季度開局良好，二、三季度下行壓力加大，9月26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果斷部署一攬子增量政策，使樓市股市和市場預期、社會信心有效提振，經濟明顯回升，既促進了全年目標實現，也為2025年經濟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二是新質生產力穩步發展。集成電路、人工智能、量子技術等科技創新取得重要進展。傳統產業智能化改造和數字化轉型持續推進。綠色低碳轉型步伐加快。三是改革開放持續深化。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對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作出部署。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扎實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取得積極成效，外貿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增大。四是重點領域風險化解有序有效。房地產市場出現積極變化，地方政府債務風險、中小金融機構風險正在有效緩解和管控。五是民生保障扎實有力。就業、物價保持穩定，脫貧攻堅成果得到鞏固拓展。糧食產量首次突破1.4萬億斤。生態環境質量持續改善。社會大局保持穩定。這些都更加堅定了我們在新時代新征程開拓進取、攻堅克難、扎實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心和信心。
分析形勢要堅持“兩點論”，既把成績講夠，也把問題說透。當前，外部環境變化帶來的不利影響加深，我國經濟運行仍面臨不少困難和挑戰。主要是：國內需求不足；部分企業生產經營困難；群眾就業增收面臨壓力；風險隱患仍然較多。同時必須看到，我國經濟基礎穩、優勢多、韌性強、潛能大，長期向好的支撐條件和基本趨勢沒有變。只要信心不滑坡，辦法總比困難多。我們要正視困難、堅定信心，努力把各方面積極因素轉化為發展實績。
實踐中，我們不斷深化對經濟工作的規律性認識。全黨上下形成的最大共識是：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是做好經濟工作的根本保證，在關鍵時刻、重要節點，黨中央及時研判形勢、作出決策部署，確保我國經濟航船乘風破浪、行穩致遠。經濟工作千頭萬緒，必須統籌好幾對重要關系。
一是必須統籌好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關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經濟秩序。政府要有所為、有所不為，解決好缺位、越位問題。有所為，就是要不斷建設法治經濟、信用經濟，完善市場規則并帶頭遵守規則，通過堅決懲治腐敗、保障公共安全等優化市場環境，著力矯正市場失靈，規范競爭秩序，使全國統一大市場成為各類經營主體公平競爭的大舞臺。有所不為，就是要尊重和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防止對微觀主體活動的不當干預，不搞地方保護主義和自我小循環。政府行為越規范，市場作用就越有效。
二是必須統籌好總供給和總需求的關系，暢通國民經濟循環。要堅持供需兩側協同發力、動態平衡，持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進有退、有保有壓，增強供給與需求的適配性、平衡性。擴大內需既關系經濟穩定，也關系經濟安全，不是權宜之計，而是戰略之舉。要加快補上內需特別是消費短板，使內需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動力和穩定錨。
三是必須統籌好培育新動能和更新舊動能的關系，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要以科技創新為引領，大力培育壯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占據國際競爭制高點，塑造經濟發展新動能、新優勢。同時，加快推動作為經濟增長和就業收入基本依托的傳統產業改造升級，使之煥發新的生機活力，推動新舊發展動能平穩接續轉換。
四是必須統籌好做優增量和盤活存量的關系，全面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經過長期發展，我國需要同時加強資產管理和負債管理，統籌用好各類增量資源和存量資源，善于通過盤活存量來帶動增量。要持續推動產業園區“騰籠換鳥”，用好置換存量隱性債務、盤活存量土地等政策，統籌做優增量和盤活存量、管好資產和調整負債，拓展新的發展空間。
五是必須統籌好提升質量和做大總量的關系，夯實中國式現代化的物質基礎。我國擁有巨大的經濟體量、市場容量和產業配套能力，是提升質量、做優做強的有利條件。我國人均國民收入尚未達到世界平均水平，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要堅持以質取勝和發揮規模效應相統一，用好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豐富應用場景，培育更多世界一流企業和領先技術，把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統一于高質量發展的全過程。
※這是習近平總書記2024年12月11日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講話的一部分。
（《求是》2025年第5期）
全過程人民民主：新時代中國民主的
新形態與新貢獻
（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全過程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屬性，是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民主。”全過程人民民主作為新時代中國民主的新進展與新創造，拓展了中國民主的實踐場域與理論形態，既成為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鮮明標識，又成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人類國家形態、民主形態與政治文明發展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全過程人民民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鮮明標識
全過程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屬性。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過程中努力爭得民主，把建立人民民主專政國家作為目標。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在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努力實現民主，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型國家制度，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創造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毛澤東同志指出：“我們的民主不是資產階級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這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人民民主的原則貫串在我們整個憲法中。”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作為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重要制度載體，將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的憲法原則內化于制度運行過程中。
在我國建設、改革實踐過程中，人民民主不僅體現在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上，而且體現在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上，體現在人民依法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上，從而將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轉化為生動的民主參與實踐以及看得見、摸得著的民主發展績效。
2019年11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上海市長寧區虹橋街道考察時，提出了“人民民主是一種全過程的民主”的重大論斷，指出“所有的重大立法決策都是依照程序、經過民主醞釀，通過科學決策、民主決策產生的”，創造性地對人民民主在新時代的實踐進行了高度理論概括。之后，在2021年7月1日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在2021年10月13日至14日召開的中央人大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要求，并對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內涵、特征與推進方式等進行了系統闡述。2022年10月1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明確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之一，并從加強人民當家作主制度保障、全面發展協商民主、積極發展基層民主、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等方面，對“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當家作主”進行系統論述和整體部署，為新時代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
資產階級民主雖然從理論上提出了人民主權的概念，也建立了一定程度上反映民主要求的代議制度，但由于資產階級民主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之上的民主，而且推動資產階級民主運轉的多黨競爭制度又讓資本集團、利益集團、政黨集團等主宰了制定和執行國家公共政策的實際進程，保證資本集團、利益集團、政黨集團成為綁架國家利益、全民利益以實現自己私利的統治力量，導致資產階級民主在實際運作過程中蛻變為金錢民主。
中國共產黨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歷史進程中，系統總結中國民主的實踐經驗，充分汲取人類社會民主形態的有益創造，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新時代又根據中國民主的新進展與新經驗，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鮮明標識。全過程人民民主，是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人民追求民主、發展民主、實現民主的偉大創造，是黨不斷推進中國民主理論創新、制度創新、實踐創新的經驗結晶。
全過程人民民主作為中國民主在新時代的新進展與新創造，讓人民當家作主有了體系化的制度保障，使得其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與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全過程人民民主又解決了民主的實踐運作問題，將人民當家作主轉化為生動的民主參與實踐和實實在在的民主發展績效，為建構人類民主政治知識體系提供了新經驗與新路徑，提升了現代民主的運作質量與成效，實現了民主理論的重大創新、民主實踐的重大進展與民主發展績效的重大提升。
全過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的原創性價值和貢獻
民主有價值、制度、實踐與道路等內在理論層次。民主價值體現為人民主權原則，表現為人民通過當家作主實現對自身命運的掌控和對美好生活的追求。民主制度是為解決社會共同體的共同事務而建構的制約公共權力、維護公民權利、分配公共利益、提升公共精神的規則體系。民主實踐是讓人民參與共同體公共事務的管理過程，并通過參與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的實踐活動，展現共同體成員間平等協商、團結友愛的民主文化。民主道路即一國在追求現代化過程中，奉行什么樣的民主理念，建構什么樣的民主制度體系，產生什么樣的民主發展模式，是由該國人民在長期的歷史實踐過程中自主選擇的，并不存在千篇一律的固定模式。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實現民主有多種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用單一的標尺衡量世界豐富多彩的政治制度，用單調的眼光審視人類五彩繽紛的政治文明，本身就是不民主的。”
資產階級民主是在反對君主專制制度基礎上，通過逐步建立和完善代議制度、權力分立與制衡制度、多黨競爭制度、自由選舉制度等而形成的。這種建立在人性惡與公權力惡“雙重惡”理論假設基礎上的民主存在以下問題：一是使人民不信任政府，并將政府作用局限于有限的施政范圍內，難有作為；二是不重視有使命感與責任感的政黨建設，讓政黨始終致力于成為部分群體利益與資本集團利益的代表，成為綁架國家利益、人民利益與社會整體利益的狹隘力量；三是將民主簡化為周期性的競爭性選舉，讓人民每幾年行使一次投票權，忽視人民經常性、長期性民主參與實踐；四是將自己上升為普遍理念和普遍模式，強行在世界范圍內推廣，忽視民主的多樣性、實踐性和實效性等特征。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全過程人民民主不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參與實踐。”全過程人民民主不僅強調把民主價值和理念轉化為科學有效的制度安排，而且還轉化為具體現實的民主實踐，有效推動人民廣泛參與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全過程參與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等實踐環節，充分尊重人民的主體性和創造性，充分凝聚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把人民當家作主全面、真實、完整地落到實處。我們要繼續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把人民當家作主具體地、現實地體現到黨治國理政的政策措施上來，具體地、現實地體現到黨和國家機關各個方面各個層級工作上來，具體地、現實地體現到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各項工作上來。
全過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的原創性價值和貢獻，首先從理念層面看，是全過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把民主的價值、民主的制度、民主的實踐、民主的績效四者有機統一起來，既統一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實踐，又統一于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進程。
其次，從制度體系層面看，全過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深化了對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規律的認識，揭示了全過程人民民主制度體系的內在構成。這是一個包括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等在內的全面、廣泛、有機銜接的制度體系。
再次，從實踐績效層面看，全過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將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追求，關注國家發展大事、社會治理難事、百姓日常瑣事，使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各環節、各方面都體現人民意愿、聽到人民聲音，保障黨領導人民治國理政，服務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全過程人民民主創建了多樣化的民主參與平臺、載體與機制，構建了多樣、暢通、有序的民主渠道，擴大了人民有序政治參與，激發了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鞏固和發展了生動活潑、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
最后，從運作形態層面看，全過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指引我們創造了一種超越資產階級民主的真實民主形態，是人類民主的新形態，開辟了人類政治文明發展的新境界。全過程人民民主既包括國家民主又包括社會民主，既包括政治民主又包括經濟民主，既包括全國范圍的民主又包括地方基層的民主，既包括選舉民主又包括協商民主，是一個多樣化民主的復合形態。全過程人民民主實現了過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實質民主、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國家意志相統一，是全鏈條、全方位、全覆蓋的民主，是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民主。
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實踐特征與實踐績效
民主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民主的生命力來自實踐。全過程人民民主之所以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實踐特征及其實踐績效。
全過程人民民主是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不懈奮斗過程中，深刻把握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規律，根據本國國情、人民的意志和現代化的要求，創造出的現代民主實踐運作新形態，既有鮮明的中國特色，也體現全人類共同價值，為豐富和發展人類政治文明貢獻了中國智慧、中國方案。
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就沒有社會主義民主。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與人民休戚與共、生死相依，沒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從來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團、任何權勢團體、任何特權階層的利益。堅持黨的領導，全過程人民民主就能夠超越資產階級民主狹隘的價值觀、利益觀與參與觀。
堅持人民主體地位。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是中國式現代化的主體，必須緊緊依靠人民，尊重人民創造精神，匯集全體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才能推動中國式現代化不斷向前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始終堅持人民主體地位，表現在充分體現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權益、激發人民創造活力；表現在讓人民發揮主人翁精神、參與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的全方位管理；表現在人民在民主實踐活動全過程中能夠充分感受到參與感、滿足感和尊嚴感。能否堅持人民主體地位，是檢驗全過程人民民主運行質量與效果的“試金石”。
堅持問題導向。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民主不是裝飾品，不是用來做擺設的，而是要用來解決人民需要解決的問題的。”問題是時代的聲音，回答并指導解決問題、取得實效是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任務。無論是民主權利的表達與行使，還是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的協商與處置，都是與人民需要解決的各種問題緊密相關的，都需要人民通過多樣化平臺、渠道和方式參與到問題解決的過程中，充分發揮人民的聰明才智和整體合力。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的背景下，要著力解決制約高質量發展的堵點問題、影響社會公平正義的熱點問題、民生方面的難點問題、黨的建設的突出問題、各領域的風險問題。直面發展過程中的各種問題，要強化問題意識、堅持問題導向，圍繞發展所需、順應民心所向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促進增強各項改革的針對性與實效性，更好展現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優勢和治理效能。
堅持系統觀念。現代化涵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多領域多方面。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不能搞單兵突進，要堅持系統觀念，將全過程人民民主融于中國式現代化的各個領域和方方面面，充分發揮全過程人民民主服務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作用，從而更好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將物質文明的富裕、制度文明的優良和精神文明的富有有機統一于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
（《人民日報》2025年3月6日第13版，作者，唐亞林，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深刻理解文化主體性的理論突破與
價值意蘊
——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化主體性的
重要論述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遠，要有引領力、凝聚力、塑造力、輻射力，就必須有自己的主體性。”鞏固文化主體性是形成文化意義上堅定的自我、自覺擔負新時代的文化使命的基礎和前提。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偉大實踐，推動了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也在習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下不斷發展。在習近平文化思想中，始終貫穿著一條清晰的主線，那就是在堅定文化自信、確立文化主體性的過程中做好“兩個結合”。文化主體性是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創性概念、標識性概念。作為“兩個結合”光輝典范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文化主體性的最有力體現。深刻理解文化主體性的理論突破與價值意蘊，對于學深悟透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創性貢獻，深刻把握新時代文化建設的主題和使命，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全面把握文化主體性的內涵與層次
文化主體性內涵豐富、意蘊深遠，可以從三個方面來把握和理解。首先是“一個特性”，即精神上的獨立自主。習近平總書記從精神獨立自主的角度強調文化主體性，指出“堅定文化自信，是事關國運興衰、事關文化安全、事關民族精神獨立性的大問題”“如果沒有自己的精神獨立性，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獨立性就會被釜底抽薪”。有了文化主體性，就有了文化意義上堅定的自我，就能保持精神上的獨立性、自主性，不依附、不受制、不屈服于他人，不為各種錯誤觀點所左右，這是文化主體性的本質屬性，是中華民族在歷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頭的有力支撐，是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獨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取得經濟、政治等諸多領域重大成就，迎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偉大飛躍的重要保障。
其次是“兩對關系”。一是文化主體性與主體性的關系。主體性是哲學的重要范疇。文化是確立主體性的重要因素，沒有脫離文化的孤立的絕對個體意義上的主體性。文化主體性是個人通過文化將自己與國家和民族融為一體的力量，也是一個國家和民族不斷進行文化創造的源泉。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獨特性是文化主體性的內在根據，文化主體性主要表現為對自身的文化傳統、價值觀念、精神信仰等的堅持與發展，是文化傳承發展的自覺性、自主性、能動性、創造性的有機統一。文化主體性是捍衛自身獨立性的集體精神和群體意志的展現。二是文化主體性與文化生命體的關系。在習近平文化思想中，還有一個原創性概念、標識性概念是“文化生命體”。只有立足于文化生命體生成發展，才能全面理解文化主體性的含義。一個文化生命體要成長，必須立足于其自身生存發展的需要，必須強調精神獨立和意志自主。沒有精神獨立和意志自主、沒有文化主體性的文化生命體，是將自身生命體的成長依附于他者的生命體，不僅會萎靡不振，更會枯萎凋敝，最終導致生命力衰竭。文化生命體是文化主體性的重要基礎，建立在文化生命體基礎上的文化主體性，才是最真實、最牢固、最有根基的文化主體性。
最后是“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中華文明的主體性，這是最深層次的文化主體性。中華文明的主體性是通過“第二個結合”鞏固起來的，是建立在中華文明根基上的文化主體性。第二個層次是中華民族的主體性。中華文明的主體性必須通過中華民族的主體性表達出來。因為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是相互成就、相互塑造的，中華文明既是中華民族創造的結晶，也是塑造中華民族的力量。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走自己的路，讓中華民族舊邦新命，在創新中連續發展，在包容中統一壯大，讓中華民族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讓中華民族成為各民族融為一體、團結凝聚的共同體，讓中華文明在兼容并蓄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中，成為人類歷史上唯一以國家形態延續至今的偉大文明。正是經由文化生命體，中華文明的主體性和中華民族的主體性相互支撐、互為表里，在5000多年的歷史長河中不斷創造出新的文化生命體，不斷開辟出中華文明新境界，不斷展現著中華民族的生機。第三個層次是中國共產黨的主體性。中國共產黨的主體性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革命、建設、改革的偉大實踐中建立起來的，是在激活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的主體性的實踐中建立起來的。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的主體性與中國共產黨的主體性相互融合，鑄就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主體性，這一主體性最為有力地體現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最為有力地體現在新時代的偉大實踐中。
文化主體性的建立過程與最有力體現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化自信就來自我們的文化主體性。這一主體性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在中國大地上建立起來的；是在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繼承革命文化，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基礎上，借鑒吸收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是通過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建立起來的。創立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就是這一文化主體性的最有力體現。”這一重要論述深刻揭示了文化主體性的確立過程與最有力體現。
文化主體性的建立，是一個現實的歷史的實踐過程，也是精神和思想的發展進程。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綿延不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偉大文明。中華文明5000多年的發展，就是中華文明具有回應挑戰、開創新局的文化主體性與旺盛生命力的最生動體現。回望中國歷史，中華民族是從不畏懼變化的民族，中華文明也是能夠坦然面對困難與挑戰的文明，我們總是能夠化危機為契機，在危局中開新局，一次次走出困境，在“承敝通變”中“窮變通久”，一次次從實際出發進行因應時勢的創造，這些都根源于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的主體性。比如，我們能夠在學習吸收佛教文化的同時將其中國化，這深刻體現了中華文明的主體性。中華文明的主體性就是中華文明的生命力所在。在今天中國大地上如火如荼進行著的中國式現代化偉大實踐，也正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立足于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的主體性，在中國大地上創造出來的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是中華民族的舊邦新命，是在中華文明根基上走出來的現代化，是實現了傳統與現代有機銜接的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為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探索出一條全新道路，擺脫了西方現代化為發展中國家設定的傳統與現代對立的模式，創造出人類文明新形態。中國式現代化生動昭示，只有立足于文化主體性，才會真正獲得現代化的成功，也只有在不斷鞏固文化主體性的過程中，才能走出真正屬于自己的道路。
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的主體性也經歷過文明蒙塵、民族蒙辱、人民蒙難的困頓時刻，但越在遭遇困難挑戰的時刻，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反而越挫越勇，更加激發出蓬勃的發展偉力。中國共產黨是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昂揚生機的代表，以“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的信念團結凝聚全體中華兒女，推動中華民族不斷地從自在走向自覺，從自覺走向自強，徹底激活了中華文明的主體性，從根本上代表了中華民族的主體性。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取得革命、建設、改革偉大勝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在這一歷史進程中，中國共產黨扎根中國大地進行了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最深刻最廣泛的實踐創新。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的創新創造活力，彰顯了文化主體性的力量。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最為有力地體現了這種文化主體性，本身就是新時代文化創造的最偉大成果。
從文化主體性看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創性貢獻
文化主體性使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成為一個完整嚴密的科學理論體系。中華民族迎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強起來不僅僅意味著政治上的獨立和經濟上的富裕，還要有承載政治獨立和經濟富裕的強大主體，這個強大的主體就是文化主體。文化主體性的確立，是保證我們政治上獨立、經濟上強大的根本前提，因此文化主體性的確立和鞏固是強起來的一個重要標志。習近平文化思想精準抓住了時代脈搏，使我們能夠通過對時代主題的把握，更加深刻地洞察文化主體性的價值意蘊。這不是說以前政治獨立里面沒有文化主體，經濟富裕里面沒有文化主體，而是把蘊含在政治獨立和經濟富裕里面的文化主體性更加凸顯、更加彰顯，這與習近平文化思想中將文化建設擺在治國理政的突出位置具有內在的一致性。文化主體性是使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能夠成為一體的必要條件，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背后都能看到文化主體性的存在，也只有鞏固起強大的文化主體性，諸領域的成就才能真正凝聚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磅礴偉力，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實踐不斷走向成功。因此，從這個角度看，文化主體性的提出，進一步理順了文化和其他領域之間的關系，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統括為一個實踐總體，使得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成為完整嚴密的科學理論體系。
弘揚文化主體性對發展中國家走好現代化道路具有重要的示范意義。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是前無古人的理論和實踐探索，是體現文化主體性的道路，這對世界上其他發展中國家具有示范性。從傳統走向現代的中國道路，是從傳統中生長出的現代化道路，這個生長就體現了我們的文化主體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式現代化賦予中華文明以現代力量，中華文明賦予中國式現代化以深厚底蘊。中國式現代化是賡續古老文明的現代化，而不是消滅古老文明的現代化；是從中華大地長出來的現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國家的現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結果，不是文明斷裂的產物。”這向世界上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表明，要解決好道路問題，就要解決好傳統和現代之間的關系問題。這兩者并非絕對對立，而是相互生長的關系。生長的前提在于要清醒地認識到這是一條文化生命體自我生長的道路，在這條道路上只有把握好成長發展的主體，即文化主體，才能獲得傳統與現代之間的生長聯系，才能真正地走出自己的道路來。一些發展中國家在追求現代化的進程中走了一條傳統和現代相對立的道路，不是用現代徹底否定傳統，就是用傳統來拒斥現代。這種狀況從根本上是率先實現現代化的西方國家給發展中國家設置的吊詭性的處境，用所謂普世的現代化模式來規范所有國家的現代化道路。中國式現代化克服了傳統和現代之間的絕對對立關系，讓“傳統”中可以生長出自己的“現代”來，這個生長本身是文化主體性最深刻的體現。發展中國家要真正走出一條自己的現代化道路來，就必須超越和克服西方現代化的迷思，在立足于自己文化生命體的基礎上，把握好自身的文化主體性，處理好傳統和現代之間的關系。
以“結合”為鞏固文化主體性的根本途徑，增強了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堅定性和自覺性。在習近平文化思想中，還有一個原創性貢獻，就是指明了鞏固文化主體性的根本途徑。這一根本途徑就是“兩個結合”，尤其是“第二個結合”。“兩個結合”中的“第一個結合”其實也是文化主體性的體現，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是通過中國共產黨這個主體實現的，中國共產黨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結合本身就是創新創造，而創新創造就是文化主體性最深刻的體現，體現在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繼承革命文化、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吸收借鑒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之中。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結合’不是‘拼盤’，不是簡單的‘物理反應’，而是深刻的‘化學反應’，造就了一個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兩個結合”是中國共產黨文化主體性的體現，通過“第二個結合”實現文明自覺、實現對古老文明的現代轉化、實現文化生命體的生長發展、造就新的文化生命體，這本身就是鞏固文化主體性的歷史進程。文化生命體的提出，使我們能夠以更寬廣的視野、更長遠的眼光來洞察歷史發展脈絡，實現了傳統與現代在文化生命體中的有機銜接，真正讓文化主體性建立在深厚的中華文明“肌體”之上。這些都是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創性貢獻，不僅賦予文化主體性多重內涵，而且對于其內在運行機理形成獨到的認識，更重要的是對樹立和鞏固文化主體性的根本途徑進行系統深刻闡述。
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關鍵時期。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把握新時代文化建設的主題與使命，以堅定的文化自覺、宏闊的歷史視野、深遠的戰略考量，對為什么要樹立文化主體性、我們的文化主體性是怎么樣樹立的、什么是文化主體性的最有力體現、如何鞏固文化主體性等重大問題，進行了全方位、深層次的思考，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這既是新時代黨領導文化建設實踐經驗的理論創新與突破，也是新時代做好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的根本遵循。我們要在深刻領悟的基礎上，真正做到內化、深化和轉化，在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擔負起新時代的文化使命的奮斗和實踐中展現新氣象新作為。
（《人民日報》2025年3月7日第13版，作者，張志強，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加強人工智能國際治理和合作
（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2024年11月，習近平主席在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十九次峰會上指出：“要引領數字化轉型、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新興領域規則制定，加強人工智能國際治理和合作，確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類。”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不僅為人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也帶來了一系列治理挑戰。特別是對于數據這個人工智能的核心要素來說，數據安全問題不僅涉及個人隱私還涉及國家安全、經濟安全。此外，算法偏見可能加劇社會不公，影響決策透明度與公平性；技術壟斷使發展中國家難以公平參與人工智能競爭，導致數字鴻溝擴大；人工智能軍事化風險則可能威脅全球安全；人工智能自動化沖擊就業，影響社會穩定；等等。如何平衡技術創新與治理規范，已成為全球共同面對的課題。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現狀
人工智能的發展正在重塑全球治理體系，多個國際組織和國家間合作平臺已開始推動人工智能治理框架的建立。然而，目前人工智能治理總體仍處于碎片化、陣營化等滯后狀態，缺乏統一的全球協調機制。
多邊治理機制初步建立，但缺乏統一全球框架。近年來，聯合國、二十國集團、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等國際組織相繼推動人工智能治理。聯合國發布《以人為本的人工智能治理》報告，強調人工智能倫理原則，倡導全球合作；二十國集團提出人工智能原則，鼓勵以人為本的技術發展。此外，歐盟實施的《人工智能法案》，也旨在強化對高風險人工智能系統的監管。盡管多邊治理機制不斷建立，各國在人工智能安全、隱私保護、倫理道德、軍事應用等領域的政策仍存在重大分歧，導致人工智能治理框架碎片化。在數據安全與隱私保護方面，歐盟嚴格執行《通用數據保護條例》，限制數據跨境流動；美國數據政策相對寬松，但在國家安全領域設立壁壘。在2025年法國巴黎召開的人工智能行動峰會上，歐盟代表強調要強化人工智能監管框架，而美國則更傾向于市場驅動模式，這加劇了全球治理的分歧。在人工智能軍事化風險治理上，聯合國雖就“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統”（LAWS）展開討論，但未能形成約束性協議。
全球人工智能標準競爭激烈，規則制定呈現陣營化。人工智能標準的制定決定了技術的全球適用性，各主要經濟體在該領域展開激烈競爭。比如，美國強調市場驅動，主張企業主導，推動谷歌、微軟等科技公司制定行業標準；歐盟強調嚴格監管，設立高風險人工智能應用的法律框架。然而，各國在技術標準上的立場不同，可能導致人工智能市場碎片化，全球技術合作受阻。
人工智能治理面臨技術治理與地緣政治的雙重影響。在技術方面，人工智能治理涵蓋算法透明度、數據安全、倫理原則等多個層面，并對就業市場、社會公平、經濟結構帶來深遠影響。在地緣政治方面，人工智能已成為國際科技競爭的核心，例如，個別國家采取“技術封鎖”戰略，限制中國獲取高端芯片、先進算法和云計算資源，試圖在全球科技競爭中占據優勢。這種做法可能導致全球人工智能供應鏈碎片化，影響技術創新的全球合作，甚至可能形成多個封閉的人工智能生態系統。
技術革命迅猛發展，但人工智能治理體系滯后。人工智能技術的突破性進展遠超治理體系的適應速度，現有法律法規、技術監管和倫理框架難以有效應對新興技術挑戰。例如，大規模人工智能模型的快速迭代使監管者難以評估其社會影響，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已影響輿論傳播、知識產權保護、就業市場等多個領域，而現行法規尚未建立完整的監管體系。治理滯后不僅影響技術發展，還可能導致技術濫用和社會風險擴大。
中國在人工智能國際治理中的責任與擔當
2023年10月，習近平主席宣布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議》，推動各國協力繪就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未來藍圖。中國在人工智能國際治理中支持在充分尊重各國政策和實踐基礎上，推動形成具有廣泛共識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標準規范，并在規則制定、合作機制建設、實踐推廣等方面持續貢獻力量。
作為責任踐行者，中國在國內積極推進人工智能治理實踐，為國際社會提供可借鑒的模式。中國實施了《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推薦管理規定》《網絡信息內容生態治理規定》等法規，建立了較為完善的算法監管、數據安全、倫理審查體系，為全球人工智能監管提供經驗參考。此外，中國通過“一帶一路”數字合作網絡共享人工智能治理最佳實踐。在數據治理方面，中國提出“數據主權”與跨境數據流動結合的治理模式，探索兼顧數據安全和全球數據共享的平衡方案，為國際社會提供了一種新的數據治理框架。
作為治理倡議者，中國積極參與并推動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規則的制定。2024年，第七十八屆聯合國大會協商一致通過中國主提的“加強人工智能能力建設國際合作”決議，140多個國家參加決議聯署，彰顯了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影響力。與此同時，中國在二十國集團、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平臺上提出人工智能安全、隱私保護、算法透明度等治理倡議，推動全球數據安全規則協調，呼吁各國開發和使用人工智能必須符合《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此外，中國推動人工智能在可持續發展、氣候變化、公共衛生等領域的規范應用，讓人工智能真正服務于全球社會進步。
作為機制建設者，中國積極搭建全球人工智能合作平臺，促進各國在技術、政策、產業等方面開展合作。中國倡導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多邊合作，推動國際標準協調。“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論壇”，為各國政府、企業、學術機構提供交流平臺，協調人工智能政策、規范行業發展。此外，中國推動“一帶一路”數字經濟國際合作，設立跨國人工智能實驗室，實施“一帶一路”科技創新行動計劃，加強綠色發展、數字經濟、人工智能等領域的多邊合作平臺建設。借助《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議》文件，中國倡導“以人為本”“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和“智能向善”的宗旨，強調人工智能應服務于人類福祉。
推動人工智能國際治理與合作的路徑
習近平主席強調：“堅持以人為本、智能向善，在聯合國框架內加強人工智能規則治理”。具體而言，人工智能國際治理與合作需要在規則協調、技術普惠、安全可控三大方面取得突破，以確保人工智能的發展符合全人類的共同利益，而非成為技術壟斷、數據壁壘和地緣政治競爭的工具。
加快建立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推動多邊規則協調。在聯合國、二十國集團等多邊機制下，各國應圍繞人工智能倫理、數據治理、算法透明度、跨境監管等關鍵議題達成共識，減少政策分歧，避免治理碎片化。同時，需推動全球法律和標準的對接，在世界貿易組織、二十國集團等平臺上協商人工智能相關規則，避免個別國家壟斷技術標準，確保全球人工智能產業的公平競爭。此外，還需鼓勵區域與雙邊人工智能治理合作，探索與不同國家發展階段相適應的人工智能監管模式，構建更加靈活、多層次的治理體系。
推動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設，促進技術普惠。加強發展中國家人工智能技術能力建設，通過聯合國“加強人工智能能力建設國際合作”決議，推動人工智能技術、人才、基礎設施的開放共享，縮小全球數字鴻溝。同時，建立國際人工智能技術共享平臺，推動負責任技術流動，避免數據壁壘和技術壟斷限制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升級，確保發展中國家能公平利用數據資源。此外，全球人工智能合作也需要加強國內外企業和學術機構的協作，推動跨國企業共建人工智能產業生態，促進全球人工智能人才交流，避免“人才保護主義”阻礙技術進步。
強化全球人工智能風險治理，確保人工智能安全可控。人工智能技術的廣泛應用帶來了倫理風險、算法歧視、數據安全隱患和軍事化風險，國際社會需盡快建立人工智能風險評估與預警體系，在軍事、金融、醫療等關鍵領域完善技術安全評估、算法透明度審查和責任追溯機制，確保人工智能發展符合全球社會責任。此外，各國需加強人工智能倫理與算法監管，健全全球范圍內的算法歧視審查，制定人工智能透明度標準，以確保人工智能發展符合人類社會的共同價值觀。
總之，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帶來了全球性的機遇與挑戰。人工智能治理的國際合作不僅關系到全球科技創新的方向，也關乎數字經濟的健康發展和人類共同福祉。只有通過國際協調與合作，才能攜手打造公平、安全、可持續的人工智能未來，讓科技進步真正造福全人類。
（《人民日報》2025年3月3日第9版，作者，蔡翠紅，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
“見事見人”才能“見效”
基層治理是國家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是關系人民群眾能否感受黨和政府溫暖的“神經末梢”。黨的十八大以來，在大抓基層的鮮明導向下，各地基層治理工作不斷走深走實。習近平總書記赴遼寧看望慰問基層干部群眾時指出：“學習運用‘千萬工程’經驗，要聯系實際細化實化抓手，堅持久久為功。要明確責任、到底到邊、見事見人地抓好基層治理。”“見事見人”體現我國基層治理人民至上的價值追求和鮮明的問題導向，是加強基層工作的重要方法、評價基層治理效果的重要標準。
所謂“見事”，就是基層治理須以“事”為抓手，謀全局，抓具體。一方面，要因地制宜，將宏觀政策轉化落地為具體行動方案；另一方面，要立足實際需求，著力解決好人民群眾急難愁盼問題，不能“口號震天響，行動輕飄飄”“臺賬摞成山，問題埋地下”。習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間，立足省情農情和發展階段特征部署實施的“千萬工程”，緊緊抓住生態這個農村最大優勢，緊盯農村環境臟、亂、差突出問題，著力探索整體解決方案。各地因地制宜、精準施策，根據自身的自然稟賦、經濟社會條件、文化風俗等制定方案，推動建成萬千各具特色、各美其美的宜居鄉村。可見，在基層治理中，以“事”細化抓手，精準識別治理靶點，科學設計“施工圖”，盡力而為，真抓實干，才能把“一枝一葉總關情”的好事辦好、實事辦實，才能讓老百姓感受到實實在在的變化。群眾事情無小事。“見事”也意味著要管好“小事”。“小事”是群眾的“心頭事”，不能“小視”，而要當“大事”來抓。真正以“小”成“大”、“小”中見“大”，著力推動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想群眾之所想、急群眾之所急，在深入把握群眾意愿的基礎上辦好民生實事，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基層治理關鍵在人。所謂“見人”，主要涉及主責、主題、主角等方面。具體來看，各級黨政主要負責人要切實承擔領導責任，基層黨組織要充分發揮戰斗堡壘作用，廣大黨員干部要充分發揮先鋒模范作用，做到責任到底到邊、事事有人負責。例如，北京堅持民有所呼、我有所應，建立起市委統一領導，12345市民服務熱線為主渠道，各區、鄉鎮（街道）、村（社區）和各部門各單位聞風而動、接訴即辦的為民服務體系，各級黨員干部躬身實干、奉獻為民，贏得了老百姓的口碑。“見人”的重點在于把為民造福作為最重要的政績，持續增進民生福祉。民生無小事，涉及的點多、線長、面廣，黨員干部只有經常與群眾同坐一條板凳，了解他們的所思所想、急難愁盼，“施工”才能有的放矢，“腳底不沾泥，心中沒主意”是萬萬要不得的。此外，要尊重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激發其內生動力。基層治理不是“獨角戲”，而是“大合唱”。化解矛盾糾紛，要充分調動各方面力量，引導群眾從“旁觀者”變為“主人翁”，提高群眾的參與度，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
見事見人地抓好基層治理，貴在久久為功。基層治理要見到實效，絕非“一日之功”，必須持之以恒、久久為功。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堅持一張藍圖繪到底，對已有的部署和規劃，只要是科學的、切合新的實踐要求的、符合人民群眾愿望的，就要堅持，一茬接著一茬干，防止換屆后容易出現的政績沖動、盲目蠻干、大干快上以及‘換賽道’、‘留痕跡’等現象。”20多年來，浙江通過持之以恒實施“八八戰略”，成功破解了“成長的煩惱”；山西右玉，20多任縣委書記帶領干部群眾一任接著一任種樹，昔日“不毛之地”如今成為“塞上綠洲”。實踐表明，保持戰略定力，不搞“政績工程”“形象工程”，一任接著一任干，一年接著一年干，基層治理才能真正做好、做扎實。同時，要將制度建設擺在突出位置，為長效治理提供堅實保障。例如，上海接續實施城市管理精細化三年行動計劃，出臺《上海市城市管理精細化“十四五”規劃》，以制度保障壓茬推進城市基層治理精細化。
基層治理是一項“致廣大而盡精微”的系統工程，需要下足一番“繡花功夫”。既需“致廣大”的格局，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強化戰略思維、辯證思維，注重系統集成；又需“盡精微”的匠心，在“見事見人”中彰顯精度、力度與溫度。唯有樹立為民造福的政績觀，始終葆有到底到邊的責任擔當和實干作為，方能繪好基層治理的“施工圖”、建好“施工隊”、共創“實景畫”，為中國式現代化筑牢根基、注入活力。
（《人民日報》2025年3月6日第13版，作者，楊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