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8月29日電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主任習近平8月29日上午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六次會議并發表重要講話。他強調，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在新時代以來全面深化改革基礎上推進的，具備堅實基礎和有利條件。要運用好已有的改革成果和重要經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充分調動各方面積極性，全力抓好改革任務的組織實施。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副主任李強、王滬寧、蔡奇出席會議。
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部門貫徹實施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重要改革舉措分工方案》、《關于實施自由貿易試驗區提升戰略的意見》等文件。
會議強調，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對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全面部署，確定了300多項重大改革舉措。要堅持黨中央對改革的集中統一領導，嚴格執行請示報告制度。要把準改革的戰略重點和優先方向，合理安排改革舉措的先后順序、節奏時機。要把改革同經濟社會發展更加緊密結合起來，推動標志性改革舉措加快落地。要加強改革系統集成，增強改革政策取向一致性，主動評估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形成改革和發展的合力。
會議指出，要優化改革推進落實機制，加強重大問題統籌協調。各牽頭單位和參與單位要敢于擔當、真抓實干，加強重大改革的調研論證，制定改革組織實施方案。要加強改革督察、評估問效、巡視巡察等工作，以實績實效和人民群眾滿意度檢驗改革。
會議強調，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部署設立的22個自由貿易試驗區，推出了一大批標志性、引領性制度創新成果，有效發揮了改革開放綜合試驗平臺作用。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部署，實施自由貿易試驗區提升戰略，目的是在更廣領域、更深層次開展探索，實現自由貿易試驗區制度型開放水平、系統性改革成效、開放型經濟質量全面提升。要堅持以高水平開放為引領，以制度創新為核心，鼓勵先行先試，開展首創性、集成式探索，推動全產業鏈創新發展，增強對外貿易綜合競爭力，促進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推動以貿易、投資、資金流動、交通運輸、人員往來自由便利和數據安全有序流動為重點的政策體系更加完善。要統籌發展和安全，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提升風險防控能力。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委員出席會議，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部門負責同志列席會議。
（《人民日報》2024年8月30日第1版）
傳承弘揚崇高革命風范
在鄧小平同志誕辰120周年之際，黨中央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座談會，習近平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深情回顧鄧小平同志光輝、戰斗、偉大的一生，高度評價他對黨、對人民、對國家、對民族、對世界作出的突出貢獻，強調“他一生的奮斗歷程，充分展現了對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信念無比堅定的崇高品格、對人民無比熱愛的偉大情懷、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理論品質、不斷開拓創新的政治勇氣、高瞻遠矚的戰略思維、坦蕩無私的博大胸襟”。這6個方面集中反映了鄧小平崇高鮮明又獨具魅力的革命風范，清楚地告訴我們，把他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繼續推向前進，應該怎樣向他學習、向他學些什么。
推進偉大事業，就要像鄧小平那樣始終做到信念堅定，矢志不渝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而奮斗
堅定理想信念，堅守共產黨人精神追求，是共產黨人安身立命的根本。鄧小平的偉大，就在于無論個人處境如何艱難，無論革命道路如何坎坷，他的理想信念從未動搖，始終堅信馬克思主義、堅守共產主義理想，堅持在社會主義道路上推進我國現代化事業。
為了尋找救國救民之路，鄧小平16歲就遠渡重洋勤工儉學。在蘇聯求學期間，他立志“更堅決的把我的身子交給我們的黨，交給本階級”，并為之奮斗了一生。他歷經“三落三起”，原因都是堅持真理、堅守理想。毛澤東評價他“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柔中寓剛，綿里藏針，外面和氣一點，內部是鋼鐵公司”，就是對他信念堅定、原則性強的高度肯定。當鄧小平自己被問及這個問題的時候，他坦率地說：“我是三下三上的人，沒有樂觀主義態度，沒有相信自己的信念總會實現的思想，不可能活到今天。”
改革開放一開始，鄧小平就提出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并強調“四項基本原則首先要求堅持社會主義”。他指出，“我們搞四個現代化建設，人們常常忘記是什么樣的四個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只講四化，不講社會主義。這就忘記了事物的本質，也就離開了中國的發展道路”。他還貫通歷史、現實和未來，強調：“我們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個好制度，必須堅持。我們馬克思主義者過去鬧革命，就是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崇高理想而奮斗。現在我們搞經濟改革，仍然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年輕一代尤其要懂得這一點。”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遭受嚴重挫折。鄧小平鄭重指出：“中國的社會主義是變不了的。中國肯定要沿著自己選擇的社會主義道路走到底。誰也壓不垮我們。只要中國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堅持社會主義。我們對社會主義的前途充滿信心。”他在晚年堅定地表示，“世界上贊成馬克思主義的人會多起來的，因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它運用歷史唯物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社會主義是可愛的，為社會主義奮斗是值得的”。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信念堅定，是鄧小平同志一生最鮮明的政治品格，也永遠是中國共產黨人應該挺起的精神脊梁。”今天，我們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要堅持不懈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凝心鑄魂，教育引導廣大黨員干部增強對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信仰，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念，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信心，自覺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堅定信仰者和忠實踐行者。
推進偉大事業，就要像鄧小平那樣始終無比熱愛人民，自覺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
我們黨來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務人民，黨的一切工作，必須以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為最高標準。鄧小平是黨的性質宗旨、初心使命的忠實踐行者。他用最質樸的語言來表達最真摯的情感：“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
鄧小平始終堅持一切為了人民。他領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目的就是增進人民福祉。他多次強調：“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不發展生產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說是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社會主義經濟政策對不對，歸根到底要看生產力是否發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這是壓倒一切的標準。空講社會主義不行，人民不相信。”“我們一定要根據現在的有利條件加速發展生產力，使人民的物質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
鄧小平始終堅持一切依靠人民。他強調：“群眾是我們力量的源泉，群眾路線和群眾觀點是我們的傳家寶。黨的組織、黨員和黨的干部，必須同群眾打成一片，絕對不能同群眾相對立。如果哪個黨組織嚴重脫離群眾而不能堅決改正，那就喪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敗，就會被人民拋棄。”他堅持從人民創造歷史的活動中吸取思想營養和前進力量，指出，“改革開放中許許多多的東西，都是群眾在實踐中提出來的”，“絕不是一個人腦筋就可以鉆出什么新東西來”，“這是群眾的智慧，集體的智慧”。他把人民利益作為檢驗工作的最高準則，強調要把“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作為各項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熱愛人民，是鄧小平同志一生最深厚的情感寄托，也永遠是中國共產黨人應該堅守的力量源泉。”今天，我們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要站穩人民立場，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尊重人民首創精神，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不斷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
推進偉大事業，就要像鄧小平那樣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用馬克思主義之“矢”去射新時代中國之“的”
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是共產黨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們黨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領導方法。鄧小平常說自己是“實事求是派”，實踐也充分證明他是一位求實、務實、踏實的實干家。
20世紀60年代初期，面對國家困難，鄧小平提醒各級干部要“實事求是地說明情況”。當時為了推動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他毫不含糊地表明自己的態度：“生產關系究竟以什么形式為最好，恐怕要采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采取哪種形式；群眾愿意采取哪種形式，就應該采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在黨和國家面臨向何處去的重大歷史關頭，鄧小平強調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旗幟鮮明反對“兩個凡是”的錯誤觀點。他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領導全黨開展了一場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以此作為理論上的突破口，推動了全面撥亂反正。他告誡全黨：“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在鄧小平指導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提法，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實現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
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鄧小平提出一個深刻的問題，“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發生了什么變化，在變化的條件下，如何認識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他認為：“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根據現在的情況，認識、繼承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正因為如此，他反復強調，“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要提倡這個，不要提倡本本”，“只有解放思想，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才能順利進行，我們黨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也才能順利發展”。也正因為如此，他抓住“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基本問題，領導我們黨在新中國成立以來革命和建設實踐的基礎上，成功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他立足中國實際，提出“建設小康社會”“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的設想，指導我們黨確立“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制定到21世紀中葉分三步走、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發展戰略。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實事求是，是鄧小平同志一生最重要的思想特點，也永遠是中國共產黨人應該遵循的思想方法。”今天，我們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要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深入研究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實際問題，深刻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閃耀出更加璀璨的真理光芒。
推進偉大事業，就要像鄧小平那樣始終敢于開拓創新，義無反顧把改革開放不斷向前推進
創新是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源泉，也是中華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稟賦。鄧小平把改革稱為“第二次革命”或“新的革命”，鮮明表達出依靠改革開放開創事業新局面的高度自覺和自信。
鄧小平的身上始終洋溢著一種革故鼎新、一往無前的勇氣，一種善于創造性思維、善于打開新局面的銳氣。1958年7月，他就明確提出：“我們不能總跟在人家后面走，要有自己的創造。要敢想、敢說、敢干，富有創造性。”1975年主持黨、國家和軍隊日常工作后，他針對“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嚴重混亂局面，進行大刀闊斧的整頓。他斬釘截鐵地說，“現在問題相當多，要解決，沒有一股勁不行。要敢字當頭，橫下一條心”。經過整頓，形勢明顯好轉，大部分地區社會秩序趨于穩定，國民經濟迅速回升，使人們看到新的希望。鄧小平后來說，“說到改革，其實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們已經試驗過一段”，“那時的改革，用的名稱是整頓，強調把經濟搞上去，首先是恢復生產秩序。凡是這樣做的地方都見效”。
在推進改革開放的進程中，鄧小平把“走自己的道路”作為突出的著眼點，指出，“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業”，“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他反復強調，“膽子要大一些，敢于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鄧小平密切注視著實踐中出現的改革創舉，及時予以支持。他支持安徽、四川等地農民的包產到戶、包干到戶，明確指出：“農村政策放寬以后，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他支持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的發展，就“傻子”瓜子問題明確表態，“如果你一動，群眾就說政策變了，人心就不安了”，“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怕什么？傷害了社會主義嗎？”他支持廣東、福建創辦經濟特區，并說，“還是叫特區好，陜甘寧開始就叫特區嘛！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他支持對外開放不斷邁出新步伐，強調：“我們建立經濟特區，實行開放政策，有個指導思想要明確，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開拓創新，是鄧小平同志一生最鮮明的領導風范，也永遠是中國共產黨人應該具有的歷史擔當。”今天，我們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要繼續用足用好改革這個關鍵一招，以更大的決心和勇氣進一步深化改革，推進更高水平開放，勇往直前、風雨無阻，敢破敢立、敢闖敢試，開拓奮進、銳意創新，承前啟后、繼往開來。
推進偉大事業，就要像鄧小平那樣始終堅持戰略思維，胸懷“國之大者”，在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中謀劃推動工作
戰略問題是一個政黨、一個國家的根本性問題。戰略上判斷得準確，戰略上謀劃得科學，戰略上贏得主動，黨和人民事業就大有希望。鄧小平始終以大局為重，善于從全局上思考問題，善于在關鍵時刻作出戰略決策。
解放戰爭進入1947年的轉折關頭時，劉鄧大軍根據黨中央的部署，千里躍進大別山，并且站穩了腳跟，使中原地區由國民黨軍隊進攻解放區的重要后方變成人民解放軍奪取全國勝利的前進基地。鄧小平指出：“我們由黃河到長江躍進了一千里。這個躍進的意義可不要小看了，中國從北到南沒有多少個一千里，從長江再躍進一千里就到了廣東、福建的邊界，下剩不到一千里了，蔣介石的反動政權就要垮臺了。”“現在，中原吸引了蔣介石南線的一半以上的兵力，保證了其他地區的勝利展開。雖在全國范圍吃苦頭最多，付出了代價，但換取了戰略上的主動，取得了全局的勝利。”
在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中，鄧小平善于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審視中國和世界的關系，謀劃中國和世界的發展。他洞察世界大勢，指出，“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能成功的，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同時總結歷史經驗，強調：“中國的事情要按照中國的情況來辦，要依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來辦。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做他們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我國利益的苦果。”他還明確提出，“應當把發展問題提到全人類的高度來認識，要從這個高度去觀察問題和解決問題”。他多次指出，“中國應對人類有較大的貢獻”，強調我們搞的是主張和平的社會主義，“中國和所有第三世界國家的命運是共同的。中國永遠不會稱霸，永遠不會欺負別人，永遠站在第三世界一邊”。
作為總設計師的鄧小平，要求全黨特別是領導干部“要從大局看問題，放眼世界，放眼未來，也放眼當前，放眼一切方面”。他諄諄囑咐：“要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關鍵是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這句話，充分體現出他對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戰略思考，要求我們保持戰略定力，著眼長遠謀劃未來。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戰略思維，是鄧小平同志一生最恢宏的革命氣度，也永遠是中國共產黨人應該樹立的思維方式。”今天，我們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要增強大局意識、戰略意識，善于觀大勢、謀大事，用深邃的歷史眼光、寬廣的國際視野把握事物發展的本質和內在聯系，在解決突出問題中實現戰略突破，在把握戰略全局中推進各項工作。
推進偉大事業，就要像鄧小平那樣始終做到坦蕩無私，自覺加強黨性修養，永葆共產黨人政治本色
我們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不僅有強大的真理力量，而且有強大的人格力量。鄧小平始終以共產黨員的標準要求自己，始終把黨和國家前途命運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一以貫之嚴格自律，自始至終謙虛謹慎，真正做到了心底無私天地寬。
鄧小平從不計較個人得失。說起個人經歷，他表示：“我自從十八歲加入革命隊伍，就是想把革命干成功，沒有任何別的考慮，經歷也是艱難的就是了。”1977年再度出來工作，他依然表示：“作為一名老的共產黨員，還能在不多的余年里為黨為國家為人民做一點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個人來說是高興的。我出來工作，可以有兩種態度，一個是做官，一個是做點工作。我想，誰叫你當共產黨人呢，既然當了，就不能夠做官，不能夠有私心雜念，不能夠有別的選擇。”1985年5月，他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情真意切地說：“什么叫領導？領導就是服務。幾年前，我曾說過，愿意給教育、科技部門的同志當后勤部長。今天，我還是這個態度。領導者必須多干實事。”
鄧小平客觀公正對待黨的歷史。在他的主持下，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正確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實踐和理論，為黨和國家發展確定了正確方向。他曾經在自己的文集序言中說：“如果有一天這些講話失去重新閱讀的價值，那就證明社會已經飛快地前進了。那有什么不好呢？”這段話讀起來令人感動，表現出馬克思主義者的寬廣胸懷和高尚品格。
鄧小平功高至偉卻從不居功自傲，多次講，“我所做的事，無非反映了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人的愿望”。他嚴于律己、寬以待人，善于同人合作共事。革命戰爭年代，他同劉伯承共事13年，形成親密無間的革命友誼。他善于團結和使用同自己意見不同的人一道工作，從不以個人恩怨待人處事，強調，“要拋棄個人恩怨來選擇人，反對過自己的人也要用”。他一貫反對特權、反對腐敗，對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總是嚴格要求。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坦蕩無私，是鄧小平同志一生最光輝的人格魅力，也永遠是中國共產黨人應該錘煉的品質修養。”今天，我們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要堅持做到“打鐵必須自身硬”，以永遠在路上的清醒和堅定，不斷推進黨的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確保黨永遠不變質不變色不變味，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
偉人已逝，風范永存。新時代新征程上，我們對鄧小平最好的紀念，就是傳承弘揚他的崇高革命風范，把他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繼續推向前進，不斷譜寫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壯麗篇章。
（《學習時報》2024年8月30日第A5版，作者,毛勝,系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七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員）
協商民主是實踐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對健全全過程人民民主制度體系作出重要部署，提出健全協商民主機制的重要舉措。我們要深刻認識全面發展協商民主的重要意義，牢牢把握健全協商民主機制的任務要求，切實加強協商民主制度建設，推動協商民主彰顯更大優勢、發揮更大效能。
協商民主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
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人民在革命、建設、改革長期實踐中創造和發展的重要民主形式。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著眼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科學定位、全面推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取得了豐碩的理論成果、制度成果、實踐成果。
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發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圍繞全面發展協商民主作出重要論述，提出一系列具有理論原創性、政治引領性、實踐指導性的新思想新觀點新舉措新要求。比如，提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在我國有根、有源、有生命力，是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的偉大創造；協商民主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是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重要制度設計，是黨的群眾路線在政治領域的重要體現，是實踐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諦；協商民主同選舉民主相互補充、相得益彰，共同構成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制度特點和優勢；人民政協是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專門協商機構；通過多種形式的協商，可以廣泛達成決策和工作的最大共識，廣泛暢通各種利益要求和訴求進入決策程序的渠道，廣泛形成發現和改正失誤和錯誤的機制，廣泛形成人民群眾參與各層次管理和治理的機制，廣泛凝聚全社會推進改革發展的智慧和力量。比如，提出全面發展協商民主，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構建程序合理、環節完整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體系，統籌推進政黨協商、人大協商、政府協商、政協協商、人民團體協商、基層協商以及社會組織協商，加強協商民主制度建設，健全協商民主機制。比如，提出堅持黨的領導、統一戰線、協商民主有機結合，通過各種途徑、各種渠道、各種方式就改革發展穩定重大問題特別是事關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進行廣泛協商，堅持協商于決策之前和決策實施之中，健全各種制度化協商平臺，通過商量出辦法、出共識、出感情、出團結。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全面發展協商民主的重要論述，從政治上、理論上、制度上、實踐上深刻回答了為什么協商、協商什么、怎樣協商等重大問題，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民主政治理論，為新時代全面發展協商民主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新時代我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蓬勃發展，特別是制定關于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政黨協商、人民政協協商民主建設、城鄉社區協商等方面重要文件，頒布《中國共產黨政治協商工作條例》等黨內法規，有力指導和推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廣泛開展，呈現出協商內容更加豐富、協商形式更加多樣、協商渠道更加拓展的生動局面，顯示出旺盛生命力和巨大優越性。協商民主已經深深嵌入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全過程，在密切黨同人民群眾聯系、促進科學決策民主決策、廣泛凝聚社會共識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新征程上，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更加需要健全全過程人民民主制度體系、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獨特優勢和重要作用，更好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凝聚智慧和力量。
發揮人民政協專門協商機構作用
人民政協是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專門協商機構。《決定》對發揮人民政協作為專門協商機構作用作出新的部署。要落實《決定》精神，完善人民政協專門協商機構制度，把協商民主貫穿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全過程，不斷提高人民政協協商民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水平。
健全深度協商互動、意見充分表達、廣泛凝聚共識的機制。堅持和完善黨委會同政府、政協制定并組織實施年度協商計劃制度，圍繞黨和國家中心任務，更加精準凝練協商主題，更加深度開展協商議政，更高質量進行建言獻策。健全發揚民主和增進團結相互貫通、建言資政和凝聚共識雙向發力的程序機制，運用政協全體會議、專題議政性常務委員會會議、專題協商會、協商座談會等形式，深入協商議政，加強政治引領，廣泛凝聚共識，堅定發展信心，激發奮斗力量。完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在政協更好發揮作用的機制，支持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在政協參與國家方針政策和地方重要舉措的討論協商。完善政協專門委員會聯系界別工作機制，發揮界別優勢作用和專委會基礎性作用，推動各專委會委員和所聯系界別委員發揮主體作用、積極建言資政。
加強人民政協反映社情民意、聯系群眾、服務人民機制建設。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人民政協為人民，把不斷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促進民生改善作為協商議政的重要著力點。健全社情民意表達和匯集分析機制，聚焦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和人民群眾急難愁盼問題匯集反映社情民意，為黨和政府決策提供參考。完善政協委員聯系界別群眾制度機制，深入做好思想引領、聽取意見、反映要求、凝聚共識、增進團結、匯聚力量的工作。發揮政協委員履職“服務為民”活動平臺作用，引導政協委員立足崗位實際、發揮專長優勢為群眾辦實事、解難事。
完善人民政協民主監督機制。準確把握人民政協民主監督性質定位，發揮協商式監督優勢和作用，重點圍繞貫徹落實黨和國家重大方針政策和重大決策部署情況開展民主監督。完善人民政協民主監督的組織領導、權益保障、知情反饋、溝通協調機制，提高民主監督工作實效。完善民主監督形式，做到同履行政治協商、參政議政職能相結合，寓監督于協商會議、視察、提案、專題調研、大會發言、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工作之中。加強人民政協民主監督同黨內監督、人大監督、行政監督、司法監督、社會監督、輿論監督等的協調配合，增強監督合力。
不斷完善協商民主體系
《決定》對完善協商民主體系、豐富協商方式提出新的要求。要按照《決定》精神，構建程序合理、環節完整的協商民主體系，健全各種制度化協商平臺，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參與實踐，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
健全政黨協商、人大協商、政府協商、政協協商、人民團體協商、基層協商以及社會組織協商制度化平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新時代多黨合作舞臺極為廣闊，要用好政黨協商這個民主形式和制度渠道，通過協商凝聚共識、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要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完善民主黨派中央直接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議制度，完善支持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履行職能方法，加強政黨協商保障機制建設。在人大協商方面，開展立法工作中的協商，發揮人大代表在協商民主中的作用。在政府協商方面，制定協商事項目錄，完善政府協商機制，增強協商的廣泛性和針對性。在政協協商方面，把協商民主貫穿履行職能全過程，加強政協協商與黨委和政府工作的有效銜接，提高政協協商水平。在人民團體協商方面，完善人民團體參與各渠道協商的工作機制，健全人民團體直接聯系群眾工作機制。在基層協商方面，建立健全基層協商民主建設協調聯動機制，開展鄉鎮（街道）協商、村（社區）協商、企事業單位等的協商。在社會組織協商方面，建立健全與相關社會組織聯系的工作機制和溝通渠道，引導社會組織更好為社會服務。根據各種協商渠道優勢特點和實際需要，加強各種協商渠道協同配合，提升協商民主整體效能。建立健全提案、會議、座談、論證、聽證、公示、評估、咨詢、網絡、民意調查等協商方式，豐富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的制度化實踐。
健全協商于決策之前和決策實施之中的落實機制。堅持協商于決策之前和決策實施之中的原則，對明確規定需要協商的事項必須經協商后提交決策實施，通過充分協商交流、開展民主監督、宣傳黨和國家政策法規、深化思想溝通，廣集良策促進決策優化，廣聚共識推動決策實施。健全知情明政機制，通過邀請參加有關重要會議、參加視察考察調研和檢查督導工作、建立定期通報情況制度、提供協商相關材料、組織專題報告會等，增強協商精準性和實效性。健全決策咨詢制度，完善重大決策前的民主聽證會、民主懇談會、民主評議等，完善基于互聯網平臺構建公眾參與政策評估的方式，吸納社會公眾特別是利益相關方參與決策，吸收專家學者、智庫機構進行決策咨詢，使決策和工作更好順乎民意、合乎實際。
完善協商成果采納、落實、反饋機制。規范和拓展協商成果報送渠道，對協商的主要內容、重要共識、意見建議，做好匯總、分析、精選、報送工作。建立完善協商成果研究吸納和轉化運用機制，各級黨委和政府及有關部門應重視協商意見研究辦理，重要協商成果可作為決策參考體現到政策舉措制定實施之中。建立健全協商成果采納反饋制度，推動協商成果轉化為工作成效。
推動協商民主落到實處
黨中央關于全面發展協商民主、健全協商民主機制的任務要求已經明確，關鍵在于抓好落實。
堅持黨的領導。黨的領導是發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根本保證。要深入學習貫徹黨中央決策部署和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全面發展協商民主的重要論述，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確保協商民主建設正確政治方向。建立健全黨領導協商民主建設的工作制度，把協商民主建設納入黨委總體工作部署和重要議事日程，統一領導、規劃、部署協商民主建設。
堅持協商為民。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特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是我們能夠實行和發展協商民主的重要前提和基礎。要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和首創精神，緊緊依靠人民推進協商民主。按照協商于民、協商為民的要求，把協商嵌入到人民依法有效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的各項工作中。加強基層協商民主建設，保證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廣泛持續深入參與的權利。
把準協商議題。要堅持圍繞中心、服務大局，錨定中國式現代化目標任務，聚焦經濟建設這一中心工作和高質量發展這一首要任務，牢牢把握協商議政的重點和著力點。緊扣黨中央重大決策部署、國家重大戰略需求、發展中重大現實問題，緊貼社會民生領域重點難點問題，把協商建言搞好。圍繞協商議題，深入調查研究，提出切實管用的對策建議，推動協商走深走實。
提高協商能力。要強化協商意識，做到平等協商、民主協商，商以求同、協以成事。領導干部要帶頭實踐協商民主，掌握協商民主工作的原則、規律、方法，做到集思廣益、從善如流。培育協商民主文化，養成有事好商量的習慣，營造既暢所欲言、各抒己見，又理性有度、合法依章的協商氛圍。
（《人民日報》2024年8月29日第9版,作者，孟祥鋒）
健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體制機制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健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體制機制”。新征程上，必須堅持以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為動力，以健全體制機制為依托，加快形成同新質生產力更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為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提供有力保障，開創高質量發展新局面。
深刻理解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內在要求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牢牢把握高質量發展這個首要任務，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深刻理解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內在要求，必須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觀點出發，把握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辯證運動規律。
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是生產力發展客觀規律的必然要求。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力，即生產能力及其要素的發展，是全部社會生活的物質前提，是推動社會進步的最活躍、最革命的要素。從生產力要素來看，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在勞動過程中的組合方式體現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新質生產力由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而催生，以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及其優化組合的躍升為基本內涵，以高技術、高效能、高質量為特征，代表著先進生產力的發展方向。由于生產力的形成與發展主要依賴各種生產要素的有機結合，而不同地區在科技創新能力、資源要素稟賦、產業發展基礎、發展潛力等方面存在差異，這就決定了新質生產力的形成與發展也存在路徑的特殊性、形式的差異性、形態的多樣性，而不是一種模式。因此，發展新質生產力，必須立足各地區具體實際，因地制宜，這既能適應各地區發展要求，應對不同的發展環境變化，又能有效發揮各地區比較優勢，優化要素組合，還能跳出固有發展模式和傳統發展路徑，促進生產力水平的創新突破。
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辯證運動規律的作用結果。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力發展促進新型生產關系的出現，新型生產關系的形成也將進一步影響社會生產力前進。適應生產力的生產關系能夠促進生產力的發展，而不適應生產力的生產關系則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由于新型生產關系的形成一般會落后于生產力的發展，因此國家和政府可以通過對生產關系的主動調整，促進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的新型生產關系形成。為此，發展新質生產力，必須充分考慮生產關系的適應性，不斷通過調整和優化生產關系來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對生產關系的調整涉及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等社會再生產的各個環節，必須遵循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展要求、順應時代發展規律，根據各地區各行業生產力發展實際，做到因地制宜，健全與生產力發展相匹配的體制、機制、規則和政策，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促進新質生產力的多樣化、可持續發展。
堅持系統觀念，健全體制機制
發展新質生產力，必須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堅持系統觀念，健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體制機制，大力推動科技創新引領，促進各類先進生產要素向發展新質生產力集聚，統籌推進傳統產業升級、新興產業壯大、未來產業培育，為新質生產力發展提供強大動力和制度保障。
構建支持全面創新體制機制，為發展新質生產力提供核心動力。科技創新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基礎和前提。科技創新有其客觀規律，這就要求構建支持全面創新體制機制，既發揮總體規劃的戰略引導作用，又發揮科研人員的自主創造力。一方面，科學制定戰略規劃，以新型舉國體制凝聚全社會創新資源，加速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另一方面，優化創新環境，加強企業、高校和科研機構之間的產學研合作，根據不同機構特點，充分考慮科研人員自主性和需求，激發科研人員的積極性，促進更多科技成果轉化應用。應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加強關鍵共性技術、前沿引領技術、現代工程技術、顛覆性技術創新，提升自主創新能力，推動技術革命性突破。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強化人才激勵機制，建立以創新能力、質量、實效、貢獻為導向的科技人才評價體系。加強科研團隊建設，鼓勵跨領域、跨行業的創新合作，打破行業壁壘，促進創新資源的共享和流動。深化產學研合作機制改革，推動形成企業為主體、產學研高效協同深度融合的創新體系，提高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效率，推動科技創新與產業需求的深度融合，確保科技發展與本地實際緊密相連，避免盲目跟風和資源浪費。
優化生產要素配置的體制機制，為發展新質生產力提供基礎條件。各類先進生產要素的集聚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關鍵條件。先進生產要素涵蓋高技術、高素質人才、創新管理模式以及高效數據資源等，優化生產要素配置的體制機制，能夠充分集聚、深度融合與高效配置先進生產要素，有利于推動新質生產力的形成與發展。應深化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數據等要素配置機制改革，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注重發揮市場機制的獨特優勢，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促進要素的自由流動。同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引導生產要素向更具發展潛力的新質生產力領域集聚，積極推動金融產品為發展新質生產力服務，著力解決束縛新質生產力發展的資金要素瓶頸和金融短板，并加強要素市場監管，防止市場失靈和系統性風險的發生。
健全支持現代化產業體系發展的體制機制，為發展新質生產力提供根本支撐。現代化產業體系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要依托。不同地區的資源稟賦、產業基礎、科研條件等各不相同，這就需要支持現代化產業體系發展的體制機制，推動不同地區堅持從實際出發，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類指導，避免“眉毛胡子一把抓”的盲目做法，優先發展與本地資源、技術、市場相匹配的新產業，確保其發展能夠充分利用本地的資源優勢，提升產業鏈的附加值。應加大對傳統產業技術改造的政策支持力度，以國家標準提升引領傳統產業優化升級，支持企業用數智技術、綠色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推動新質生產力與傳統產業的有機融合。同時加強環保、安全等制度約束，推動傳統產業健康發展，不斷推進發展方式創新。完善推動新一代信息技術、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生物醫藥、量子科技等戰略性產業發展政策和治理體系，引導新興產業健康有序發展，防止新興產業發展過程中泡沫化現象。加強新領域新賽道的制度供給，建立未來產業投入增長機制，為新質生產力注入持續不斷的新活力。
（《光明日報》2024年8月28日第6版，作者，尹俊，系北京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研究員）
百余年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每一個表現中都帶有中國特性并按照中國的特點來應用，都表現為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第二個結合”使馬克思主義獲得中國文化性格，夯實了黨的創新理論的文化基礎，鞏固了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興黨興國的根本指導思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和精華所在。使同馬克思主義相結合并經過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黨治國理政的重要思想文化資源，使馬克思主義在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過程中彰顯強大的真理力量，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確立了堅實的文明根基。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實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筑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文化根基，彰顯了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歷史底蘊和時代特質。
從“第二個結合”角度看，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實現了馬克思主義文明觀在中國的具體化。馬克思、恩格斯將人類“已經獲得的生產力”稱作“文明的果實”，認為任何一種社會形態的文明較之前的文明都是一種歷史的進步，辯證看待“資本的偉大的文明作用”：一方面，資產階級在它不到100年的階級統治中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時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的總和還要多還要大；另一方面，在現代文明創造伊始，生產就建立在級別、等級和階級的對抗上，這是文明至今遵循的規律。通過對資本邏輯的批判與超越，馬克思、恩格斯發現現代文明內部蘊含著實現文明變革的要素，提出擺脫建立在勞動奴役制上的罪惡的文明，在揚棄資本主義文明的同時繼承發展其文明成果，形成了關于現代文明轉型的偉大構想，預見了人類文明發展趨勢，強調推翻使人成為被侮辱、被奴役、被遺棄和被蔑視的東西的一切關系，進而展現人類的本質力量，在未來理想社會創造“能給所有的人以幸福的文明”。
馬克思主義文明觀在中國具體化的百年歷程中實現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形成了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為以人民為中心的文明創造提供了思想支撐。中國式現代化是馬克思主義文明觀在中國具體化的實踐場域，不僅實現了廣土巨族的中華文明融合發展，而且對世界一切優秀文明兼收并蓄。堅定歷史自信和文化自信，中國式現代化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走自己的路，堅持文明成果由人民共建共享。“第二個結合”使馬克思主義文明觀與五千年中華文明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相互成就，夯實了彰顯中華文化主體性的堅實文明基礎，匯聚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大精神動力。
從“第二個結合”角度看，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實現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馬克思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是隨著實踐發展而不斷發展的開放的理論，為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實現國家繁榮富強、人民共同富裕指明了正確道路。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百年傳播，改變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激活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優秀因子并賦予新的時代內涵，使中華民族實現了“舊邦新命”，實現了中華文明的現代轉型，使中國人逐漸形成了科學理性思維與現代生活態度。
新時代以來，我們黨堅守馬克思主義“魂脈”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根脈”，實現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造就了一個新的文化生命體。習近平總書記對加強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提出很多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形成了習近平文化思想。作為明體達用、體用貫通的開放的思想體系，習近平文化思想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體現了對我們黨領導文化建設的經驗總結和理論升華。我們要以習近平文化思想為根本遵循，深刻理解其中的道理學理哲理并對其作出原理性闡釋，把握實現中國夢的文化主線，秉持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文化使命，以歷史自信和文化自信促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不僅體現了與古為新、人文日新的過程，而且體現了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創造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實踐轉化過程。守護傳承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脈”，使其中蘊含的思想觀念、人文情懷、道德規范映現時代精神，使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在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實踐探索中綻放時代光芒。推動中國式現代化行穩致遠，實現精神上的獨立自主，要深刻彰顯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獨特的精神稟賦同馬克思主義思想精髓貫通起來，聚變為新的理論優勢，不斷夯實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歷史基礎和群眾基礎。
從“第二個結合”角度看，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實現了現代文明轉型，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探索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體現了科學社會主義的本質，促進了物質全面豐富、社會全面進步、人的全面發展，表明資本邏輯主導的文明并非現代文明的唯一形式。中國式現代化為實現共同富裕開辟新途徑，為全球經濟發展注入新動能，為世界發展帶來新動力和新機遇。馬克思主義文明觀同中華文明觀念結構相融通，使現代文明走出資本邏輯導致的“活生生的矛盾”，以問題為導向，擺脫以資本為中心、物質主義膨脹、對外擴張掠奪的現代化老路，避免人們遭到異己的物質力量的奴役，使人們自由發揮自己的體力和智力，在體現創造活力的勞動實踐中獲得全面發展，展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路徑選擇。
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使中華文明、社會主義文明和現代文明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實現了歷史的具體的統一，創造了面向未來的文化綜合創新機制，使歷史悠久的中華文明煥發新的生機活力。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展現了不同于西方現代化的新圖景，彰顯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氣象，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國方案。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促進文明傳承和創新，堅持文明平等、互鑒、對話、包容，強調在堅定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中謀求自身發展，用創新增添文明發展動力、激活文明進步的源頭活水，揭示了世界文明歷史的發展規律，使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彰顯了世界歷史意義。今天，以新的文化使命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文化立場，以創新為動力，以發展為指向，以人才培養為根本，進一步彰顯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的中國邏輯。
新時代新征程，走向復興的中華民族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穩定器和動力源，我們要深刻理解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充分提煉和闡釋中國道路、中國理論、中國制度和中國文化的實踐邏輯，改進創新文明培育、文明實踐、文明創建工作機制，構建文明研究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從“第二個結合”角度深刻理解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特質，在中國式現代化的文明創造中穩固中華民族的精神支柱，提升中華民族的文化素質。發揮歷史主動精神，深刻闡明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內涵并優化其建設路徑，反映新時代中國人民偉大實踐和精神風貌，在歷史進步中實現文化進步，在實踐創造中進行文化創造，以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構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和中華文化影響力，不斷創造出跨越時空、富有永恒魅力的文明成果，為深化文明交流互鑒貢獻新的力量。
（《學習時報》2024年8月26日第A3版，作者，臧峰宇，系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院長）
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時，也面對空前嚴峻復雜的國內外形勢。特別是多種因素導致的需求不足和市場引導的需求收縮，以及由此引起的宏觀經濟總量失衡和經濟下行壓力加大。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圍繞建設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出要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通過深化改革完善內需增長的調節機制，對于有效應對需求收縮、保持宏觀經濟總量平衡、實現良好的宏觀經濟環境意義重大。
高度重視需求收縮及經濟增速下降
2010年以后，受國內外復雜因素影響，我國三大需求中的出口和投資增速顯著下滑。從國際看，世界經濟增長持續低迷，受其影響，利益分配格局日益由增量博弈轉向存量博弈，合作因素減少而對抗因素增加。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帶來的復雜變化，使我國外貿出口增速顯著下降。2010—2023年，美元口徑的出口增長率由31.3%降低為-4.6%。從國內看，受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影響，特別是城鎮化推進過程中不平衡問題影響，投資增速顯著下降。
需求不足，會導致宏觀經濟總量失衡，進而使經濟增速下降。經濟增長也是總供給和總需求互為條件、共同運動，從不平衡到平衡再到新的不平衡的動態過程。從社會再生產角度看，生產創造供給，而分配形成需求，供給與需求通過交換實現互動和轉化。馬克思指出，沒有生產，就沒有消費，但是，沒有消費，也就沒有生產，因為如果沒有消費，生產就沒有目的；分配借社會規律決定生產者在產品世界中的份額，因而出現在生產和消費之間。在考察供給與需求關系時，既要注意生產和供給對需求的重要作用，例如形成就業與收入，利潤和投資；也要注意需求決定的相對獨立性及其對生產和供給的作用，例如特定生產和分配關系對各主體收入增長的作用，對積累和投資的作用，價格變化對需求的刺激或制約，前面分析的影響出口及投資的因素等。相較生產和供給結構變化，需求的變化更為活躍、需要的時間更短，因此在宏觀經濟總量關系變動中，往往發揮著主導作用。需求不足，會使生產和供給增長放緩。例如企業缺少訂單時，就會減少生產。從宏觀上看，則表現為經濟總量供大于求，以及經濟增長率下降。從這一關系看，實際經濟增長率是由潛在經濟增長率及特定時期的需求增長率共同決定。
從國民經濟核算關系看，GDP增速下降，也表現為企業、居民、政府等主體的收入增速下降，這會使國內需求增速進一步下降，因為收入是決定消費與投資的基礎性變量。從實際數據變化看，受需求不足的制約，2010—2023年我國經濟增長率從10.3%降低到5.2%，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率從11.3%降低到5.1%。居民收入下降導致消費增速下降，2010—2023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年度增長率從18.38%降低到7.2%。以上分析表明，需求不足持續發展，會形成需求收縮機制。其內在關系是：需求不足使經濟增速下降，經濟增速下降使各主體收入增速下降，收入增速下降使消費、投資等需求增速下降。經濟增長的實際情況表明，如果對復雜因素引起的需求不足不加干預，則由需求收縮機制導致的需求不足程度會持續加強，此時市場主導的需求收縮會持續發展。表現為企業收入預期不好，使企業的生產投資活動更為謹慎；居民的收入預期不好，使居民的消費行為更為謹慎；政府財政收入預期不好，使政府的支出更為謹慎。各主體更謹慎的支出，會使需求不足問題更為嚴重。
通過改革顯著提高政府公共產品和服務的建設投資能力
有效應對需求不足和市場主導的需求收縮，就必須提高政府科學宏觀調控的能力和增強政府投資擴大需求的能力。為此《決定》提出要建立政府投資支持基礎性、公益性、長遠性重大項目建設長效機制，健全政府投資有效帶動社會投資體制機制。
市場通過經濟核算和自由競爭調節供求關系，實現要素資源的優化配置，其主體是“小我”；社會主義國家政府一個非常重要的責任則是保障“大我”，保障全體人民的整體和長遠利益。因此，我們既要充分發揮好市場的作用，提供高質量的商品和服務；也要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提供高質量公共產品和服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框架內，政府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責任與能力，應該顯著高于西方市場經濟制度。在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質部分，《決定》強調要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在完善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部分，《決定》明確要推行由常住地登記戶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制度；在與教育、醫療相關部分，《決定》明確要建立同人口變化相協調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務供給機制，探索逐步擴大免費教育范圍，要實施健康優先發展戰略，健全公共衛生體系；在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體系部分，《決定》明確要完善基本公共服務制度體系，加強普惠性、基礎性、兜底性民生建設。從我國改革發展實踐看，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既要探索社會主義制度框架內如何充分發揮好市場調節作用，也要從社會主義制度本質要求出發，探索如何充分發揮好政府在公共產品和服務高質量供給保障方面的作用。
在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和服務中，基礎性、公益性、長遠性重大項目建設對全體人民整體和長遠利益意義重大，正處在從“有沒有”跨入“好不好”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關鍵時期。例如能夠有效抵御特大洪澇、特大干旱，確保中國水運行總體安全的中國水網系統建設；高效、快捷，路網密度高、覆蓋全面、高質量的現代化交通運輸系統建設；城市地下管網系統向地下綜合管廊系統全面升級的建設；能源、電力網絡，光纖通信網絡高密度、高質量、全覆蓋的建設；等等。在健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體制機制部分，《決定》明確要健全現代化基礎設施建設體制機制。可見，加強基礎性、公益性、長遠性基礎設施項目建設能力，既是提高政府投資能力和宏觀政策逆周期跨周期調控能力的需要，也是提高政府公共產品和服務高質量供給保障能力的需要。
從當前相關經濟指標看，供大于求的總量失衡程度較為明顯。例如工業產能利用率由2017年的77%（高增長階段在80%以上）降低到74.3%，PMI指數相關調查中，反映需求不足的企業占比超過60%等。另外從充分就業方面看，實際經濟增長率與潛在經濟增長率間也存在明顯差距。因此，政府投資必須達到很高強度，才能夠通過項目和訂單，有效帶動企業生產和投資，帶動社會投資全面恢復。由此看，必須加快落實《決定》相關改革任務，包括健全國家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制度體系，強化規劃銜接落實機制，支持重大項目儲備持續較快增加；促進財政、貨幣、產業、價格、就業等政策協同發力，優化各類增量資源配置和存量結構調整；增加地方自主財力，拓展地方稅源，適當擴大地方稅收管理權限；適當加強中央事權、提高中央財政支出比例；建立可持續的城市更新模式和政策法規，加強地下綜合管廊建設和老舊管線改造升級，深化城市安全韌性提升行動；深化投資審批制度改革，完善激發社會資本投資活力和促進投資落地機制；等等。從體制機制完善方面為支持政府投資規模顯著擴大提供有力支持和保障，為加強政府投資對全社會投資的帶動作用提供有力支持和保障。
從更長時期看，培育完整內需體系，還需要從充分就業和居民收入持續較快增長、完善社會保障和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體系、推動消費品供給高質量發展、完善消費環境等多個方面，完善擴大消費長效機制，促進消費需求持續較快增長，人民美好生活需求持續較快釋放，消費結構升級持續活躍。
（《學習時報》2024年8月28日第A2版，作者，張立群）
問題是時代的聲音，也是改革的動因。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直面問題。強化問題意識，突出問題導向，圍繞發展所需，順應民心所向，著力解決制約高質量發展的堵點問題、影響社會公平正義的熱點問題、民生方面的難點問題、黨的建設的突出問題、各領域的風險問題，增強改革的針對性、實效性。”立足新的歷史起點，要明晰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解決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問題，既堅持問題導向、善于抓主要矛盾，又敢干會干實干、切實推進改革落地見效。
解決問題是改革與生俱來的使命。我們黨向來善于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形成了“兩點論”“重點論”等科學認識，把改革作為除舊弊、開新局的工作抓手和實踐方法。新時代以來，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其中一條很重要的經驗就是堅持問題導向，把解決實際問題作為打開工作局面的突破口。可以說，改革的過程就是不斷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問題清單”亦是“改革清單”。用好改革這一破題利器，必須奔著問題去、盯著問題改。因此，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既要繼續在全面上下功夫，使改革舉措全面覆蓋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需要解決的突出問題；又要持續在深化上用實勁，突出經濟體制這個重點，著力破除深層次體制機制障礙和結構性矛盾。
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關鍵時期。發展舞臺很大，但來自國內外的風險挑戰也不小，要求我們必須提升解決問題的能力。一是“牽住牛鼻子”。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項浩大工程，單從廣度上看，《決定》提出了300多項重要改革舉措，包含政治建設、經濟發展、社會民生、法治公平等多個領域的工作和方方面面的難題。置身其中，要結合當地情況給問題分主次、排先后，什么矛盾最突出、意見最集中就從哪里改起，確保改革“有的放矢”。二是“十指彈鋼琴”。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牽涉領域眾多，各事項、各主體之間又各有牽系，各行其是、單兵突進可能反將問題復雜化。在具體行動之前，需要通盤考慮各主體、各環節的情況和進展，兼顧推進的速度、力度和進度，把握平衡、綜合施策，才能產生“1+1>2”的改革效果，更有利于問題的破解。三是“敢于硬碰硬”。40多年來，改革從局部探索走向全面深化，面臨的復雜程度、敏感程度、困難程度也上升至新的高度。“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智慧和審慎，更要保持一往無前的闖勁和韌性。
推動社會發展接續向前，必須切中時代的脈搏，不斷解決當下的問題。全會提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歸根結底也是為了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決定》強調的“七個聚焦”，表明了我國下一發展階段的主要任務和發力點，而前提是要處理一些現存問題帶來的束縛和障礙。比如，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先要掃除傳統觀念、固有路徑等方面的卡點瓶頸，暢通經濟循環；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長期執政能力，先要根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這些疑難雜癥都不是蜻蜓點水、小修小補就能解決的，必須刀刃向內、大刀闊斧，從根上沖破思想觀念束縛，突破利益固化藩籬，破除各方面深層次的體制機制弊端。
改革是由問題倒逼而產生，又在不斷解決問題中得以深化。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堅持問題導向，吃透改革要求、強化改革責任、保持改革韌勁，找準改革的發力點和突破口，有的放矢推出改革舉措，才能將黨中央決策部署落實到位，真正推動改革解決問題、見到實效。
（《學習時報》2024年8月30日第A1版，作者，鄭毅）
